本帖最后由 crayon 于 2013-3-10 10:28 编辑
本文摘自国匠网:http://bbs.caup.net/read-htm-tid-12279.html,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专筑整理
人物档案 吴良镛,1922年生于南京,建筑与城乡规划学家、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获联合国世界人居奖、陈嘉庚科学奖等奖项,主持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北京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等多项重大工程和科研课题,出版著作28部(含合作),发表学术文章200多篇。 青砖、白墙、黛瓦,几片依然挂落在枝蔓上的爬墙虎叶子,被初冬的阳光照着,更显得红艳逼人。三层的错落小楼,从四个方位围出一片百十平方米的院落,如此格局既带着江南大夫第的韵味,也不失老北京四合院的厚重。 可能是由于天冷,行人并不多,但不时传来的自行车铃声和收废品的吆喝声,让这个犹如明信片似的地方,充盈着市井生活的气息,孩子们的嬉戏声,邻里间的问候声,做饭炒菜散发出的油烟味……这景象就如同它所在的地名一样,既诗情画意又活色生香――菊儿胡同。在国际建筑界,它可是比与之相连的南锣鼓巷更为赫赫有名――1993年,菊儿胡同危房改造项目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让普通百姓可以诗意地栖居在祖辈生活的地方――正是这一项目的主持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两院院士吴良镛毕生的追求。 “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 比起自己的建筑作品或书画墨宝,吴良镛本人显得没那么诗意脱俗:一件极为普通的藏青色棉衣,让矮矮胖胖的身材显得更加敦实,完全没有建筑大师的潇洒;总是笑眯眯的脸庞,更让人有邻家大爷的平和与亲近感。
“您对国家大剧院、央视大楼这类带有实验性质的建筑有什么看法?”当吴良镛与记者们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二楼资料室坐定后,首先被提出来的问题显得有些突兀。吴良镛寥寥几句将对这类建筑的点评带了过去,倒是沉声说道:“与这些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老百姓的民居。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 2008年,由于暑热劳累,86岁的吴良镛在工地上得了脑梗。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吴良镛一直住在医院里。“我在医院康复治疗那段时间,有年轻医生来问我说:"吴先生,您是大建筑学家,您给我出出主意,我准备结婚买房了,可北京现在房价这么高,您说我该不该出手啊?"听后我真的是无言以对。自己学建筑60多年了,看到这样的情况很难受。” 正是秉持着“人人皆能安居”的古老理想,吴良镛将更多的心思放在了民居建筑上。 于是,依照“有机更新”的原则,用插入法以新替旧,菊儿胡同的危房改造成功。 改革开放之初,他带着一批又一批研究生,进行调研和规划设计。通过居民互助、政府资助、单位补贴等途径和房改加危改的方式,当年破败的“危积漏”(危房、积水、漏雨)院落变成由一座座功能完善、设施齐备的单元式公寓组成的新四合院住宅。扩展形成的“跨院”又突破了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全封闭结构,形成邻里交往的崭新空间。粉墙黛瓦、绿树成荫,气象一新的菊儿胡同仍旧保持了与北京旧城肌理的有机统一。
老住户依然回迁到原址,但与原来的大杂院相比,有了集中供暖、独立卫生间和良好的上下水系统……而原来的邻里交往并没有疏远,最主要的是小户型的单元房,让老百姓有能力买得起。吴良镛认为,这才是菊儿胡同改造的实质所在。他所做的项目,都是依据这种思路,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诗意地栖居,在现实环境下,哪会那么容易实现?
看着许多城市,一幢幢不讲究工程、不讲究结构合理、不讲究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吴良镛既痛心又无奈。他揪心现在的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精英文化、轻大众关怀;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制度完善。他认为出现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地方意志、部门意志、长官意志在作祟,是文化灵魂失落的表现。这当然不是建筑师以一己之力可以改变的。在与一些现实问题和错误交锋的过程中,虽然不能每次都赢,但他绝不轻言放弃。建设部举办各种专题会议,很多城市邀请做规划指导,吴良镛都会千里迢迢赶到会场,畅所欲言。他一直关注的北京旧城保护问题,也总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据理力争。
吴良镛坚信“人文精神的复萌是当代建筑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他赞同海德格尔的理想,立志使人们“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之上”;他希望作为城市规划决策者的市长都能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史学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一个建筑师不仅要盖好房子,也要避免设计平庸低劣的建筑。”吴良镛说。
在各类场合,吴良镛禁不住频频发问:中国建筑规划市场热火朝天,为何中国建筑师一般只作为合作者,充当配角?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进行“日新月异”的“大建设”,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城市到底为谁服务?最终归结于1999年他在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上的沉重一问:“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我还是最喜欢干工作”
建筑界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凡是到过北京的人,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其实何止是北京,无论你去到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生机勃勃的改革开放前沿都会,还是流连于苏州、桂林、丽江等古典与现代气息交融、自然与人文色彩竞艳的新兴旅游城市,你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而吴良镛自己则认为,在没有卸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之前,他都是一个教书先生,一个做学问的学者。而“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学”的理论构建,就是他多年埋头书斋的成果。在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上通过的他负责起草的《北京宪章》,标志着国际建筑界对其理论成果的认可,也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同时,吴良镛一直坚信城市规划和建筑学是致用之学,于是在教学之外他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条件参与建设实践,努力解决中国城乡建设的实际问题。北京西北文教区和中关村科技园规划建设、上海浦东规划、广州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深圳城市总体规划和福田中心区规划、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建设、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历史文化环境保护研究……在这一个又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性课题中,吴良镛倾注了自己对吾土吾民的热爱,渗透了自己的才学与思想。
“我已经过了90岁生日,现在可谓"随心所欲不逾矩"。但还是最喜欢干工作。有人来找我,就很高兴。”带博士生,给研究生上一门课,编写《中国人居环境史》,承担京津冀规划项目……正是因为这种对事业经久不衰的激情,让吴良镛时刻与时代和社会的脉动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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