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在紧张施工的张之洞与近代工业博物馆，是武汉第一座全钢结构建筑体。它由犹太建筑设计师丹尼尔·里伯斯金为武汉设计。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件作品。

在众多明星设计师中，他是来华较晚的一位。作为一个成长在战后波兰的人，他曾有不少顾虑。但经张之洞与近代工业博物馆项目后，他决定继续在中国工作，“中国有句谚语说：‘当风向改变，有的人筑墙，有的人造风车。’中国已经有了最伟大的长城，也许是建造更多风车的时候了。”

是什么让他的建筑区别于其他？他说，建筑必须用人之精神来建造，并且展现历史文化背景。如果说他有“印记”，那就是，他始终在通过作品“讲述”着“可以流传下去的故事”。

　　武汉为什么吸引你？

　　丹尼尔·里伯斯金：除了诸如黄鹤楼之类的地标性建筑，武汉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丰富的城市纹路：日常生活和持续不断的自然轨迹，以及历史发展轨迹层层叠加。

　　对我而言，张之洞与武汉都是近现代中国的最好代表：现代化、科技创新、推动国家进入新纪元的公民领袖和城市精英。

　　张之洞与近代工业博物馆的设计核心是什么？

　　丹尼尔·里伯斯金：博物馆以一栋建筑景观，来展现三大主旨：张之洞、本地工业以及武汉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故事环环相扣，成为武汉关键历史的一部分。

　　博物馆设计成“方舟”形状，你在这座“方舟”上寄予了怎样的希望？地上、地下与空中的三层设计，有什么寓意？

　　丹尼尔·里伯斯金：在建筑物内有许多对光线的解读和展示，凸显出天空与大地，人与意义。这种动态解读对于那些并非显而易见的事物具有参考性。

　　“方舟”的建筑形式受中国古代象征主义及武汉独有的建筑传统的影响，可以被看作是在黄鹤楼上所使用过的屋顶形式“飞檐“的放大。博物馆形式可被看作是空间意符，也为跨越武昌、汉口和汉阳提供了水上通道。建筑物被提升至空中，为将来旁边的新区域发展做出一道门。因此，它为各种活动提供了公共空间，符合这座建筑物的雕塑理念。

　　在《破土》一书中，你将建筑定义为“各种形体在光之中所达到的完美和谐”。张之洞博物馆需要怎样来配合光线？在光线下会呈现出怎样的效果？

　　丹尼尔·里伯斯金：我最早的记忆都是灰色的。不是因为时间久远，而是因为记忆本身就是灰色的。记忆中，北欧冬季寒冷的天空是愤怒的灰色，工业城市罗兹充满灰暗的灰尘，战后波兰也消沉灰暗。

　　“光”是一切事物的度量。它绝对，精确，符合自然规律且永恒。它有绝对的传播速度，无法超越。这也是相对论的观点。站定别动，回忆所能回忆的。能想起的都沉浸于光亮中，记不住的都隐身黑暗，不是吗?过去消失于黑暗中，而未来刚开始，尚难预料。

　　在张之洞博物馆里，最戏剧性的光线使用将出现在某堵主墙上。这堵墙打开后，周围区域及下面的花园将出现戏剧性的情景。而整栋楼也将摇身一变为舞台，在日光下展现工业历史。

　　为什么采用全钢建筑？

　　丹尼尔·里伯斯金：答案很简单。使用全钢结构是要忠于武汉的钢铁遗迹。因为这座建筑是在汉阳铁厂原址上新建的，采用钢建筑技术才能凸显工业力量的雄伟。

　　这座博物馆如何与周边环境呼应？

　　丹尼尔·里伯斯金：这座博物馆也是通向公园及工业遗址区未来发展的入口。高耸的建筑形式展现出惊人轻巧的钢制外壁，向积极的未来延伸。两个展厅将建筑物高高举起。一个占突出位置的展厅用于公众活动，另一个是员工办公室和场馆工作区。巨大的钢柱将用于框架式支撑，来表现曾经在此遗址上出现过的铁厂的规模和坚固性。建筑物及花园将采用可持续技术完成，也将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在日光下展现工业力量的雄伟

　　武汉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丰富的城市纹路：日常生活和持续不断的自然轨迹，以及历史发展轨迹层层叠加

　　武汉并非试验场

　　几年前参观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印象最深刻的是博物馆的玻璃屋顶。本应是木梁和木椽构架系统所在的地方，出现的是金属遮阳片和怀旧的木作构架。金木缝隙间，天光洒下掩映古物，恍如时空隧道。

　　与贝聿铭一样，丹尼尔·里伯斯金也是明星建筑师，同样对光线的呈现有独到认识。

　　在柏林犹太博物馆，他设计了一个“大屠杀之虚空间”，高高的天花板上有一处裂缝，角度很奇特，根本看不到，但是光线会透进来，反射在水泥墙面和地板上。这个博物馆开张之前就吸引了35万名参观者。

　　纽约世贸中心重建，他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广场，称为“光之楔”：这个公共空间将由两道光线来界定，第一道光将在每年9月11日世贸北塔被撞的时间亮起，第二道光线会标示出第二座塔崩塌的地点。他竞标时的发言让许多纽约人听得流泪。后来，一个不认识的人找到他，说：“我不敢相信你想到了‘光之楔’。我太太当时在世贸大厦1号楼104层，我很确定，她跳了下来。我想要相信，她最后看到的东西是阳光。”

　　近十来年，快速发展的中国迎来了大批世界级明星建筑师。贝聿铭来得较早，里伯斯金较晚。他们在中国这块需要创意的巨大画布上，陆续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除了对“光”的认识，两人还有一点相通：对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非常在意。

　　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与旧馆没有痕迹地融为一体;就像他设计罗浮宫旁的玻璃金字塔，虽然也是新旧对话，但充满东方式的沉稳。

　　里伯斯金之前的作品我们无法亲睹，但他善用的充满戏剧性的建筑形式曾让一些人担心：他会如何处理张之洞与近代工业博物馆跟周边环境的关系，会不会出现一座与城市融合不了的地标式建筑?

　　里伯斯金尽力在打消人们的疑虑，他也反复强调自己的理念“建筑并非只是有趣的形式，而是应该与当地的环境相融合”，“关键是要倾听来自这个城市的秘密之音”，并在张之洞博物馆上使用了具有武汉特色的建筑形式。

　　这些举措让人看到，这位美国来的明星建筑师不像是把武汉当作了一个试验场，而是对他作品所在的城市显示出了充分的尊重。

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以“建筑”为职业？

　　丹尼尔·里伯斯金：我母亲多拉是一个伟大而勇敢的人，对我的人生影响深远。

　　我曾沉迷于画画，让她很担心。有天深夜，我坐在厨房的桌子上专心画画，她倒了两杯茶，在我对面坐下。“看来你想当一名艺术家了?”她问我，好像要跟我开玩笑但这次她很认真。“也许有一天你就在阁楼里饿死了，连支铅笔都买不起。这是你想过的日子吗?做一名建筑师吧。建筑是门行业，也是门艺术。”接着，她说了句会让每个建筑师打心底感到高兴的话：“在建筑中总是可以展现艺术，但是在艺术中无法表现建筑。做建筑师是一石二鸟。”

　　建筑师在各种建筑作品上留下属于自我的印记重要吗？属于你的标记是什么？

　　丹尼尔·里伯斯金：我的印记是与生俱来的，我别无选择，只能好好使用。

　　楼房必须用人之精神来建造，并且展现历史文化背景。这是基础。在这样的过程中，想法不是一拍脑袋就能得出的，必须通过不断的怀疑和提问来达到。我心目中的建筑物必须要融入情感和内涵。建一栋楼，不仅仅是把外墙修得光鲜亮丽，更重要是讲出背后的故事。我相信这也是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点。你必须讲一个可以流传下去的故事。

　　你的作品多打破传统线条，呈现出闪电、弯曲、大量锐角等奇特的面貌，这些戏剧性的元素在实用性上会否有所欠缺？

　　丹尼尔·里伯斯金：这些几何图形不仅不会破坏建筑本身的实用性，反而会让我们加倍注意到它们的雄伟。

　　你曾荣获“广岛艺术奖”，原因是推动了“谅解与和平”。建筑作品如何能完成这一使命？

　　丹尼尔·里伯斯金：事情的真相是，在当今社会，偏执排外和狭隘计较依然存在。因此，我们要竭尽所能揭露过去所发生的惨剧，给世人以更美好的明天。

　　事实上，我还有些项目也着眼于人类持续不断的冲突。我正在开发一种建筑方法，尝试通过建筑手段调和各种观点冲突。

　　建筑须用人的精神来建造

　　我心目中的建筑物必须要融入情感和内涵。我相信这也是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点。建一栋楼，不仅仅是把外墙修得光鲜亮丽，更重要是讲出背后的故事。你必须讲一个可以流传下去的故事。

　　你被誉为“博物馆之王”，设计博物馆与设计其他建筑有何区别？

　　丹尼尔·里伯斯金：这个称呼很幽默。我确实有幸设计了世界上的许多博物馆。

　　设计博物馆在程序、空间要求及时代背景方面，与设计其他建筑物截然不同。我在设计博物馆时融入了个人热情，力求通过可视空间引发人们的联想和想象。

　　一座博物馆就是对一个独特故事、独特房屋结构、教育、健康、工业或国内建筑的独特呼应。博物馆提供了自我实现和感知的不凡时刻。

　　1988年参加柏林犹太人纪念馆竞标之时，你还是建筑界的一位新人，是什么灵感让你设计出了这座建筑？

　　丹尼尔·里伯斯金：关于是否在柏林修犹太人纪念馆的讨论，持续了近四分之一世纪。1988年，当我被柏林参议院邀请竞标犹太人纪念馆时，我感觉这并不是一个需要我发明的项目，也不用搜索相关历史。从一开始我就被牵涉其中，因为我出生于距离波兰罗兹东边几百公里的地方，而我的大部分家人丧生于大屠杀之中。

　　犹太人纪念馆的设计理念由3个基本观点组成。第一，如果不理解在柏林居住的犹太市民曾在知识、经济及文化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就不可能了解柏林历史;第二，必须将大屠杀的警世意义直观深刻地整合入柏林的城市意识和记忆中;第三，只有让大众了解犹太人在柏林被残杀的历史，柏林和欧洲才能有个更人性的未来。

　　犹太人纪念馆在当今的柏林展现着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背景。通过深入挖掘犹太人及其文化被摧毁后的混乱，来展现德国犹太人历史的延续性。纪念馆不打情感牌，不直接呈现答案，而是通过偶遇、记忆和希望来吸引参观者。

　　重建的目的是重塑过去，还是重新诠释？

　　丹尼尔·里伯斯金：每一种重塑都是对历史的诠释。这意味着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建都必须了解历史。重建是历史持续不断的一部分，要防止空洞的模仿。同时，重建应基于展现本源真实精神理念而进行创新。

　　用现代手法重建圆明园

　　中国的圆明园是否需要重建曾成为热议的话题，您觉得应该重建吗？为什么？

　　丹尼尔·里伯斯金：我始终认为，应用现代的阐释手法来重建圆明园。

　　为什么这么晚才来中国？

　　丹尼尔·里伯斯金：之所以这么晚才来中国是因为我一直在等待一个真正有重要意义的项目，而且客户要能认可我的经验和兴趣点。现在机会来了，我可以同武汉这个伟大的城市合作，为它设计一座博物馆，让全世界都了解中国以及武汉市的现代化进程。

　　为中国设计建筑有什么不寻常的经验吗？比如是不是要考虑到风水或其他东西？

　　丹尼尔·里伯斯金：建楼及选建筑地点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历史因素分析。我对中国历史悠久的建筑传统做了深入的学习研究，并运用它设计了香港城市大学的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

　　风水讲的是房子与水及景观如何建立关联如何为建筑物定方位。这是所有建筑师都要了解与尊重的。这也正是2000年前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想要了解的事情。他讨论了一些微妙神秘的东西，认为留心事情的各种征兆与自然现象，像鸟如何飞、风与光线如何移动，都非常重要。他建议建筑师要精研鸟的飞行，因为研究鸟的飞行模式能知地上发生之事。所有的东西彼此之间都有关联。这次设计，我与一位风水大师共事，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看到很多说法有实证基础。

　　从香港到上海、北京，高楼变得日益密集，如何使生活质量不受居住密度影响？

　　丹尼尔·里伯斯金：在现代社会，高密度的居住和工作环境无可避免，但是多多关注数以百计的二、三线城市的需求非常关键。因为这些城市都有独特的历史，只有大力推进社会文化发展，才能使城市居民产生向心力。

　　若想要人们真正接受高密度的居住环境，就必须把握该地的历史使命，使用新形式的空间采光、材料及技术来重塑“居住艺术”。我认为，设计的关键是以人为本，运用于适用的范围之内以及基于强烈的意愿之上。很遗憾的是，这种想法在当今对高密度生活环境的设计中被忽略了。多顾及街道上的行人，增加公共场所的面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亲近，都能平衡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与生活质量的关系。

　　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工地，“国际化建筑”越来越多。这是好事吗？

　　丹尼尔·里伯斯金：全球化正主导着中国和世界。在这种大环境下，面对不断崛起却毫无特色的楼房，必须重新找回身份标识。

　　从一个城市来说，是保持建筑规划的和谐整体更重要，还是有一些地标性的、抢眼的建筑更重要？

　　丹尼尔·里伯斯金：城市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它过去的复杂历史事实。城市既是新想法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将传统和承袭在过程中打破。城市似乎既有历史秩序，又是突如其来的骚乱的牺牲者。

　　规划和建筑设计密不可分，就好比抽象和具体的关系。问题的关键不是楼有多高，而是人类意愿有多强烈。所以必须创造出可以体现居住者个性的智能居住空间，而非“机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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