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和一张嘴，就是胡同味儿，悠悠的带着儿化音，说什么都像跟你商量，漫不经心地抖个包袱。他把“设计”这个词完完整整地念成“shè jì”，那个“计”字决不发轻声，似是要强调两个字皆有含义。让他给自己的讲座起名字，他说就叫“设一个计”。

　　一开始，人们说，这是“张开济的儿子”，后来张永和做出了二分宅、席殊书屋，最终成了普利兹克奖评委团里的首位中国面孔，大家才改口说“张开济是张永和的父亲”。9月30日，《张永和：唯物主义》作品展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开幕，除了建筑之外，也有张永和在其他领域的设计作品。

挫折感强烈的那些年

　　1993年到1996年这三年之间，张永和都在中国美国两边跑，忙了3年，“什么事也没干成”。那是张永和挫折感特别厉害的时候。

　　“我觉得不行，两边跑，教书我也不踏实，对不起学生，国内业务我也顾不好，所以我最终决定回到北京。”他刚从国外回来时，很少有人懂他的设计。刚回国的那几年，方案做了很多，却还是没有建筑做出来。

　　结果，张永和的第一个建筑是自己的住宅。半年里他和夫人鲁力佳做了四五个设计，只有一个盖成了，而且是只画了个草图，就被人拿去盖了，结果“可想而知，一塌糊涂。”张永和的挫折感更强了。后来他发现中国不承认个人，只认公司，又回到美国后就注册了一个公司，花了7.5美元。公司需要个名字，因为那时候他们老盖不成房，鲁力佳就开玩笑说取名叫“非建筑”吧，也就是无建筑的意思。张永和说，那谁来找我们盖房子呢？再加个“常”字。这就是“非常建筑”的缘起。

　　“非常”两个字，也不是没有实际意义，张永和当时已经觉得中国建筑有问题：“当时我确实有点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建筑过于强调造型，已经很怪异了，我脑子里想，如果这些是正常建筑，那么我们想建的可能就是非常建筑了。”

　　张永和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后来冒出了各种有外号的著名建筑：“哪想到，现在的中国建筑比当时怪太多了。现在可能倒过来，满大街都是非常建筑，我们在做的才是一种正常的建筑。”

　　中国当下的建筑太过怪异，张永和面对的业主也经常对“亮点”二字有要求。业主们看到他的设计，总是问：“你的设计为什么没有让我们眼前一亮？”张永和面对这种问题直挠脑袋：“我也不知道。我特别有一个冲动，就是打开一个电灯让他眼前亮一下，把这问题解决了。”

　　设计的目的与艺术不同

　　说到设计，张永和的第一个问题是：“设计的目的是什么？是跟艺术不同的。这一点常常被混淆。艺术家自己觉得都能做设计，设计师去羡慕艺术家，这就有点不对。每个设计都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反思，设计干什么？”

　　张永和的答案是：“设计是个有用的东西。第一个目的很简单，使咱们的生活稍微改善一点，有些很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这跟艺术不一样。”挂毛巾的棍儿离墙近离手远，让人每天用得都觉得不对劲，这才是张永和眼里的“设计问题”。

　　有了这个哲学之后，张永和对当下中国的某些建筑看法就很清晰：“房子是要被使用的，我对中国对奇观性、地标性建筑的热衷十分警惕。不应是为了设计而设计。设计，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必须设计。它不是锦上添花，不是商场里那些没有太多意义的选择。”

　　他更愿意把设计和生活、过日子相联系：“过日子不是老要眼前亮一下，很多事情我们要做，体验到生活的一份愉悦。”他觉得理想的城市图景也跟生活有关：“早晨起来一下楼，随便吃点油条豆浆，过马路就上班了。享受在街上偶然购物的乐趣，有店打折就捞点便宜货，不是开个大汽车到购物中心狂买一小时然后吃一礼拜冰冻食品。到了晚上12点，想下楼吃碗面就能吃到。”

　　张永和给用友软件园I号研发中心设计办公楼，先去研究程序员的工作方式，发现他们经常要加班。张永和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人多出来走动”：“但建筑师不能嚷嚷让人出来，只能用设计让他愿意出来。”他参考了北京四合院的原理，室内外空间的融合，为居民提供了一个接近大自然的环境，引导人出来。最终的设计方案是：只有三层，进深很浅，保证自然通风和日照条件；研发中心由三栋相互连通的建筑构成，两个主要的院落坐落在这三个建筑之间，还零散有些不同高度的小院子和天台。结果是，程序员们真的愿意多出来，散步、做操。这让张永和很得意：“这个事情软也软，真的是有用的，有益人的健康。说明设计成功了。”

　　为“文革”设计“十年大事记馆”

　　今年是张永和父亲张开济诞辰一百周年，他还专门写了文章回忆父亲对自己的教育，他的确是因为父亲才学了建筑。1977年刚恢复高考，张永和选专业，想学油画无奈画得太差，数理化又不好学不了理工科。父亲建议他也学建筑：不用画得太好，也不要太多数理化知识。张永和就报考了父亲的母校南京工学院(原中央大学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结果真的中了。

　　尽管子承父业，但张永和和父亲的理念却不尽相同。甚至《东方之子》去拍摄张开济的素材，张永和直接对着镜头说：“我和父亲除了面貌像外，建筑理念都不相同。”当记者问及和父亲的分歧时，张永和这样概括：“中国的教育体制实际上是属于古典建筑，而我在美国接受的是现代建筑的教育，是本质上的差别。”

　　和其他建筑师不同的是，张永和见过父辈建筑师的付出，也见过他们受过的灾难。张开济设计友谊宾馆，屋顶是秃的没弄完，因为当时有人批判他这么设计太浪费，这是张开济第一次受批判。第二次受批判则是人们质问他，为什么不坚持，怎么留个秃屋顶？

　　“都是政治。”张永和说。提到父亲那一代的建筑师们，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张永和觉得大家对他们了解得还是太少：“媒体都知道梁思成，不知道建设新北京的梁陈方案是他和陈占祥一起做的。”因为政治，父辈建筑师们职业生涯都不算长，还有各种奇怪的阻碍，但是张永和佩服老先生们还能有这么多贡献。

　　张永和最近在做的项目也跟父辈们的历史有关：“建川博物馆十年大事记馆1966-1976”，名字很复杂，几经更改最终确定。

　　建川博物馆群落在成都大邑县的安仁古镇，由商人樊建川创办，在镇上盖了20多个和历史有关的博物馆。张永和的“非常建筑”受邀设计“文革”时期相关物品的纪念馆。这个馆一开始叫“文革海报馆”，后来改叫“文革主题馆”，最后变成了“十年大事记馆”。“反正中国的事儿吧，就老变。”张永和说。

　　在安仁的20多个纪念馆中，张永和接受的这座馆工期最长、修改最多、造价最高。这座纪念馆的外形酷似一座桥，寓意是“从痛苦的此岸通往幸福的彼岸”。屋顶上是个广场，预备放一些“文革烈士”的塑像。建筑通体则是竹简文身。张永和对这个建筑的想法是：“用粗野的戏剧性，创造一个环境，让人们回到‘文革’时期。”

　　张永和问了身边的年轻人，发现他们都不太了解过去：“上世纪80年代生的那些，都不太知道‘文革’怎么回事。我说这个博物馆就是为你们盖的，去看看当年的历史吧。”

　　拍微电影的文艺中年

　　张永和“不务正业”的时候挺多。除了建筑和其他设计之外，他还写剧本、出书、拍微电影，花样百出。“十年大事记馆”差不多完工之后，张永和拍了个微电影《影捉影》，自己策划撰写了脚本，其余的都找专业团队制作。影片从安仁的纪念馆开始，回顾了张永和的作品：“8月初开拍，投入很大。电影一开始是在安仁博物馆大桥，只在桥上取景，然后用蒙太奇接到二分宅，然后由南京玻璃钢宅接到上海龙华，再接到上海朱家角，最后回到安仁桥底。”张永和前几年出书《作文本》，内行买来看他怎么搞设计，外行买来看他的文字和奇思妙想，顺便看看建筑师到底怎么构思的。

　　张永和自称兴趣广泛：“我年轻的时候是文艺青年，北京长大，爱看京剧，喜欢美术，偶然学了建筑，然后接触了其他艺术，只要是视觉艺术，我都很难拒绝。我有几个特别精通的事：服装设计、电影(上世纪60年代法国)、小说，我对中国的东西其实不太懂，但是我喜欢就会做。”

　　张永和学生时代有个南非老师，给他推荐了一部爱尔兰小说，福兰·奥布莱恩的《第三个警察》，说“二战”之后的都柏林，警察局有财务问题只好搬到了另一幢建筑的一米宽夹墙中；自行车是警察装备的一部分，都柏林的路特别颠簸，警察骑车一路颠，自行车分子震动进了人屁股，人分子进了自行车，他们就变成了半人半自行车，被关进了警察局的地下室。身为建筑师的张永和就老琢磨，有没有可能真的有这种结构的警察局。他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书中的描述画了图，做了建筑模型，模型后来就变成了成都双年展的一个装置。

　　张永和老想着这个奇怪的故事，书里没写给警察局夹墙的建筑到底是什么，张永和就想象那是一个中餐馆，里面有个来自北京的艺术家在当厨子。如此，他最后写了一个5000字的简单剧本发表在《天南》杂志上。他对艺术的想法还在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就是从生活到工作吧。职业不是我生活的方式，虽然我的生活有些不平衡，但是我不抱怨，因为很多都是我喜欢的事情。我今后也有制作电影、话剧的计划。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大文化转折时期，有很多积极的不确定性。”

只有建筑师最能做“跨界设计”

　　这次做回顾展的初衷是什么？展览的名字为什么叫“唯物主义”？

　　张永和：我很早就想做这个展览，但由于2005年到201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当系主任，这段时间工作十分繁重，所以就搁置了。虽然当时对展览内容还不确定，就如同我出书的想法一样，早就有了，只是没有机会实践。UCCA的馆长田霏宇对我十分了解，所以我们一拍即合。

　　展览名字里“唯物”说的是材料，建筑从摸得着的材料入手。唯物主义、物质主义和材料主义英文都是Materialism。展览标题其实是一个中英文的文字游戏。

　　这次展览还会涉及你最近在产品设计和服装设计上的尝试，具体的是哪些呢？为什么会想到除了建筑之外的设计尝试？

　　张永和：虽然工作很忙，但是我还是向往生活里一些新鲜的事情，由于建筑的复杂性，使我们有基础和各个领域合作，比如产品设计、服装设计、电影等。

　　现在也有很多机会，服装品牌上我们就和广州的“例外”合作过。和意大利品牌Allissy合作,我们做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实验，例如以枯萎的荷叶作模型，做个托盘。我做生活产品的机缘，是一家台湾的给欧洲品牌做设计的公司，他们想确立自己品牌(品家家品ChineseING)，就找到了我，当时是蒋友常来到我家门口等我，带来了三个方案。最后做了葫芦状的锅碗瓢盆。

　　我现在想，如果有机会设计自行车也不错，我就有一辆英国老牌自行车，还骑摔过，国内很多自行车都受这个牌子的影响。

　　其实只有建筑师才能做“跨界设计”，因为只有设计建筑最复杂。

　　有没有经历过自己的设计方案被否掉的情况？有没有什么项目进展很慢？

　　张永和：我的一个“pruitt igoe”项目在美国失败，但在香港取得很大成功，也许说明：不一定是房子的错，社会的因素对一个社区的成功与否影响更大。

　　现在有很多项目都是七八年前开始的，比如朱家角等，由于种种原因，做不出来。南京玻璃钢宅项目，我们找了南京工业大学一次次做实验，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我比较容易着急，特别在工作上，所以我一般跟业主交流写短信，这样不容易发火。

　　北京一些房子与人的关系很差

　　中国的各个城市建设都突飞猛进，然而其中也有很多非常愚蠢的建设案例。你觉得目前城市建设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张永和：我设计建筑注重生活环境。北京的一些房子与人的关系就很差，除了城市环境，还要考虑山地、是否有风景等。还有就是使用空间。这些都是历代建筑师积累下来的基本要素。我们曾经做过一个400米的摩天楼，那是单体最高的一个，但是单体再大，意义和城不一样，城是个生活环境，意义更大。关键是建筑师或规划师是以一个什么角色来做这个工作的。做城市设计有一个很理性的出发点：你不能把你自己都不想住的一座城设计给别人，要考虑使用者。

　　就中国建筑来说，从质量来说已经提高很多。但就思维方式来说，有些中国建筑师的确有点狭隘。我不是指那批根本没有想法没有抱负的建筑师，而是指在中国建筑体制下(以留美为主)的建筑师恰恰限于一种形式主题的出发点。尽管我觉得很多建筑师做得也不错，可我看不到太多持续发展的可能。不管它与外国建筑像不像，至少思维方式里缺乏独立的思考。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我们目前做的城市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缩小尺度，改进步行环境。如果有机会，我想在住、商、工作等功能混合上多努力。总之，可居性是目标。

　　你在微博上也经常关注古建筑保护的问题，你觉得古建筑保护怎么做才能和城市的现代化相协调？

　　张永和：除了真的相对比较古典，到后来从明显的古典主义变成从苏联传进来的社会现实主义，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实已经完全没有古典风格因素的建筑了。古典精神不仅仅指的是外形上的“传统和怀旧”，而是建造上或者形式上的“古典”。一个建筑师如果对建筑本质的理解更深一层的话，就能体会到“古典的力量”在建筑里。

　　今天的建筑和过去的建筑相比，技术确实有发展。过去几十年，在文物保护的态度上，基本上是一直采取做假古董的做法。为什么说做“假古董”呢，因为今天做的古建筑，做不出当年那个质量，常常有问题。你到前门，就会看出这个问题。

　　以前的文物保护，走的是一条有问题的路，那是不是有别的路？其实，就算你按老路走，恐怕也会有争议。我们不该忘记我们现在修房子的技术和100年前的手工艺完全不同。我个人并不认为原封原样保留是积极做法，那样就会变成一个博物馆，和城市生活肌理又不符合了。

　　你认为建筑不是造型而是空间？

　　张永和：这里要提到两个很重要的外国街道设计概念。一个叫“街墙”：街道有两个界面一个空间，街道要足够窄才能成为一个能呆的地方。中国设计就怕街墙，到处打破街墙。还有一个概念叫“共享街道”：是一个荷兰概念，让车子在街道里绕，不能开快，用一些景观来限制街道的宽度，曼哈顿的车量比北京多很多，却没那么拥堵，因为曼哈顿用的是疏通的方法而不是像北京用的是堵截的方法。我们的野心不是成为独一无二，而是改善大家的生活。

　　这几年，华人建筑设计师的表现越来越引人注意，你比较欣赏哪位同行？

　　张永和：中国现在有不少非常棒的建筑师，除了王澍的建筑外，如南京张雷在扬州的“三间院”也极值得学，他把砖房子盖绝了。所以不一定用外国建筑作为参考。

本文来源于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