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山共同体，是乌托邦，还是乡村的复活？-碧山|乡村建设-专筑网

碧山共同体，是乌托邦，还是乡村的复活？

2014-11-05 6909 Views iarch001

安徽, 碧山, 乡村建设, 乌托邦

                                                                              “碧山丰年庆”上的“蚕”文化艺术展。

探访碧山：另一种乡建模式

   曾任2009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总策展人的欧宁，以“碧山共同体”之名，招揽了一批从当代艺术家到学院知识分子、从国内的乡村建设NGO成员到台湾的乡建积极分子，齐聚碧山。

   在这个GDP至上的年代，谁还有乡村“乌托邦”的狂想？它要么被看成痴人说梦，要么被视为别有所图，一帮城里来的知识分子来到碧山，号称要在碧山扎根，难道只为了一个怀乡的旧梦？

传统的碧山，以种稻和养蚕为主业。

   乾隆年间，碧山村发生了一场风水暗战，村庄以漳河为界，河东是老望族汪家，河西与沿河一带是新搬来的何姓居民。河东老汪家对于河西不断扩张的何姓很头疼，请了风水先生看地，说是河西地势偏低，水、财下泄，于是在河边修了一座尖塔，名云门塔，平衡地势。何姓人看了，甚为不悦，请了汪家人在东头街何姓祠堂坐下来商量吃酒。

   解铃还须系铃人，遂请了同一个风水先生去解，在漳河上修了一座拱桥，名弯弓桥，把塔射了出去。于是两家在漳河与际水之间，和睦相处。

   碧山村以种植水稻与养蚕为主，闲下来的农民学会一门手艺，或者援交大户出去贩货经商，积累大量钱财，置家业，修祖祠。

   对村里历史颇有研究的汪寿昌，绘制了一张碧山村的地形图。他把碧山背依的祖山称为来龙山，而整个碧山村的格局就是一个牛头，一条长街东西横亘在村庄之内，汪姓与何姓以东头街为界，各自生活。

   碧山有记载的曾经修建了36座祠堂，而目前在村内能够看到的只有5座。这些祠堂被汪寿昌用朱砂圈在绘制的地图上，并用小楷书写了一本记录壁山历史的回忆录。用老汪的话说，他希望通过这本回忆录，记录下碧山村的每一座祠堂、大宅，在历史、当下的发展和归处。

   2006年，他的笔记本上开始用毛笔圏下“猪栏酒吧”的坐标，随后是“牛院”，再是“碧山书局”、“猪栏3吧”……这些看起来与碧山村破败的巷道不太协调的字眼，一年一个标记出现。汇聚到碧山的所谓知识分子、艺术家，或者村民眼里的“老板”，也逐渐多了起来。

   2011年，汪家宗祠十三门祠堂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丰年祭”，这种消失了400多年的古老祭祀活动在十三门宗祠中又复活起来。老汪有点应接不暇的味道，村民以为碧山终于有出头之日了，与黟县两端关门售票的西递、宏村比起来，这里确实充满冬日的萧瑟。

   徜徉在黄山脚下的碧山，远没有黟县两端的西递、宏村出名，这两处村庄不单是世界文化遗产，作为《卧虎藏龙》的外景地的噱头，也吸引全国各地学生前去写生。

   夏日炎炎的碧山，很少在村里看到几个年轻人的身影，不是依着门楼打瞌睡的老头、老太，就是在村里唯一的老年活动室打麻将度日的碧山老人。

   与全国其他农村一样，虽然老徽州的地界上积攒了一定的财力，但与一线城市的吸引力相比，村庄里的年轻人都有一个在城市打拼居住的梦想。汪寿昌的三个儿子与一个女儿全在城市工作，除了过年节庆，陪伴着这位已经70岁，号称“地地道道的农民”的，是他68岁的老伴，与已经居住了100多年老徽州的深宅大院。

为了住上新房子，农民巴不得老宅倒掉

   碧山在明代是黟县十三都之一，连接徽州地区至江西祁门，景德镇的茶马、盐道都从此经过，而在隋代，歙州的州治曾一度设置于此。

   与碧山辉煌的过去相对应的是这里走出去的名人。乡村有树碑立传的传统，尤其在古徽州，一个会为守寡妇女立贞节牌坊的地方，碧山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汪勃，曾经官拜辅丞相，当然有家庙立祠。而在近代史上，新村建设的先驱之一汪达之的雕塑也被安放在村口马路边上。

   不可否认的是，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新村建设运动，在当下依然具有巨大的探索意义。这种几百年来建立起来的城乡反哺机制已经在农民工进城、户籍壁垒下荡然无存。碧山村的农民不再能通过自己的能力积累财富，修缮族宅。

   就拿汪寿昌来说，体力丧失后，他把稻田承包给年轻人种植，自己靠养老金与农家书屋管理员的挂职为生。望着祖屋的破败，他也无可奈何，“根本修不起房子。”

   “徽州古建筑中精美的木雕、石雕是很花费资源的”，左靖说，自土改后，这些被定为地主的徽州大户很多房子被分到贫下中农手里，“房子本来就不是他们的，肯定就没有感情”。

   农民为了能够住上新房子，巴不得老房子倒掉。因为政府明令禁止拆除旧宅，那些年久失修的老宅已经变得不适宜居住，“农民更想住进城里那种带有抽水马桶的楼房。”

   而旧房也并没得到修缮，碧山村豆腐佬汪长发家隔壁就是汪家仅剩的5座祠堂之一。据汪长发说，这座家祠是他1982年从生产队每年花20块钱租下来的，现在用来养猪，祠堂蓄水池内堆满了猪粪，大厅里摆满了生产工具与棺材。

   提起这座祠堂，对门汪氏的媳妇说，这里曾是生产队的粮仓。“破四旧”时，门前那两个半人高的石狮子被铲了，壁画被刮了。上世纪90年代，祠堂大门两边又建了一个商店，一个麻将铺。讽刺的是，这两座商铺的门是用祠堂正厅的门匾做的，上面祁门知府的贺词历历在目。

   “猪栏酒吧”是碧山村的一个地标，这个地标甚至是《孤独星球》（全球知名的导游图书）的旅游推荐地。

   早在2005年初，奔波在上海、北京、深圳的诗人郑小光就有了隐退之意，他对知识分子主动下乡，逆城市化而动的潮流已经有所觉察。郑小光最先在西递买了一所徽州民居，修改为颇有传统与现代交替风格的酒吧式客栈。因为以前这里是养猪的，所以取名“猪栏酒吧”，生意客满；于是在2006年，选择碧山漳河西岸何家民宅作为“猪栏2吧”。

   2012年，第二届“碧山丰年庆”举办之时，郑小光在漳河上游买下了碧山“公社时代”的一个油坊，酒吧面积扩大到10亩地。碧山丰年庆的筹集大会在这里商讨，来自五湖四海的艺术家、NGO组织、嬉皮乐队，甚至是江苏昆剧院的昆曲演员会聚于此，在那张保留着公社时代的标语下合影。丰年庆上甚至请来了碧山本土的黄梅戏剧团与唱昆曲的专业演员同台献唱。古老的戏曲、断壁残垣、农民、艺术家、嘻哈乐队、摄影家、三农研究专家、乡村建设者齐聚一堂。

   郑小光一直自称是个边缘主义者，对于“碧山共同体”支持而不参加。他更乐意通过在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交流，潜移默化地改变农民。

   郑小光开的“猪栏酒吧”可谓高深大院，关起门来做生意，“开始与农民交流很少”。他觉得完全与农民打成一片是不可能的，而有限的接触似乎可以在远处干更多的事情。

   例如，对于徽州区的旧房保护，“修旧如旧”的实践对传统有很大冲击。他反对将徽州祠堂迁地保护，“房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郑说，“即使是破败，也要烂在这块土地上”。郑也看到知识分子、商人用钱圈地的弊端，但比较于任其破败，“买下即保护”虽然存在争议，“但十根指头，先摁住一个是一个”。

郑小光：让农民、嘻哈乐队和艺术家齐聚一堂

   “牛院”是欧宁在碧山住所的名称，在徽派建筑气派的客厅内，摆放着欧宁自书的“牛儿书院，欧宁乡建读书处”的匾额。这位曾任2009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总策展人的艺术家、杂志编辑，与幼时的诗友左靖，在结识郑小光与他的“猪栏酒吧”之后，在笔记本上敲下了“碧山共同体”的狂想。

   “碧山共同体的目的是重建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为当下乡村文化建设找到一条出路。”共同发起人左靖说，欧宁更是把这种乡建模式称为一次农耕文明的寻根之旅。

   他找来20世纪30年代著名乡建人士晏阳初的话“与平民打成一片”，“不是迁就社会而是改造社会”，“不应单独地救济，而应启发平民的力量”。

   欧宁刚到这里，被村民误认为是搞旅游开发的老板，“他们以为我们是来做生意的”，但是慢慢接触久了，村民就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了。

   “他们看你拉了一大车东西搬进来住下了，交往就变得频密”，欧宁居住的大门是敞开的，村民常过来串门，有些事要请村民帮忙，晚上还请他们吃饭，这样互相认识就越来越多。

   “以前我们在这儿做两届丰年庆的时候都很忙，跟老百姓打交道的机会较少，那个时候只有做活动时才带着团队在这里住上两个月。自我4月份搬来之后，除了出差，基本上就在这了。”

   欧宁说，后来与村民的交流很频密，认识很多有意思的人，“有个农民以前是写相声剧本的，还有一个农民是专门抓蛇的，很多村民都有故事”。而村里面发生的事，家里做饭的汪姐经常给他报道，“这是农村式的沟通渠道，我住下来后，通道一下子就打开了”。

欧宁与左靖：我们不是搞旅游开发的老板

   欧宁正在努力做回一个农民，试着与他们持续不断的交流。他抛弃了以前的汽车，从黟县买了辆电瓶车，“每次去县城，骑着车，吹着风，看着两边的稻田，很爽，”欧宁笑说。

   有一次，他到县城公安局办理临时身份证，拍照片的摄影师一眼就认出他住在碧山，“本村人，熟来熟往的，很快就给办了”，欧宁说，“农村是熟人社会”。

   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欧宁也学会了很多工作方法。“比如碧山村上属的碧阳镇镇长余强与农民交流的工作方法已经具有了直接民主的影子了”，欧宁介绍说，碧阳镇所有村庄的低保名单确定的时候，余强让所有的村委会分成小组讨论，把讨论结果下发到各个村庄，在村民之间再次讨论。“这种做法已经有民主递进的意思了”，而提高村民自治，享有民主，正是欧宁想给碧山带来的理念。

   与农民接触多了，欧宁也开始真正认识到农民的弊端与局限。比如刚开始来村子里做丰年庆的时候，干什么都要钱，搬个桌子也要钱，“我们明明是为他们服务，搞演出给他们看，请他们帮个忙，他们搬个桌子就要10块钱，搞一个道具，掰个玉米棒子都要钱。”

   对此，作为共同发起人的左靖甚为不解，但后来释然了。“农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们是跟城市人学的，根源于农村与城市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我们总是认为农村是淳朴的，或者怎么怎么样，它为啥要淳朴啊。”

   欧宁认为，知识分子长久以来对农民就存在两种迥然有异的极端态度：一种认为农民是缺少文化知识的、刁蛮无理，需要教育。一种认为农民是淳朴的，需要到农村来净化思想。这是对农民理想化的认识，当下知识分子真正应该做的是对话，与农民多接触，“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做好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