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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山与周边的西递、宏村一样，是徽州众多古村落之一，但与另两者圈起来收门票相比，碧山还是一方未经过度开发的净土
到达安徽省黟县碧山村的傍晚，整个村子都停电。从当地“猪栏酒吧”掌柜丁牧儿那里得知，村里电线老化，最近正在电改。天色渐暗，整个碧山村没有一盏路灯。不一会儿，就只能借着手机屏的亮光摸索前行了。
村民们日落而息，吃完饭三三两两坐在路边乘凉聊天。他们循着古老的自然规律生活，但仍希望有朝一日，村子不要那么快被黑夜笼罩。
“电改后，这里应该能装上路灯吧。”村口一个杂货铺的老伯说。另一位接口道，“没那么快，上头的人嘴上答应，还不是一直都没动静。”
夜色中，路边草堆里有萤火虫飞舞，抬头能看见繁星闪烁。四下一看，陶醉在这城市罕见的乡村美景中的人，基本都是外来游客。
路灯和星星？
近几年，越来越多人慕名来到这座黄山脚下的小村庄。可以说，由知识分子欧宁和左靖于 2011 年创办的“碧山计划”为此地带来了不少人流量，也提升了碧山的知名度。
碧山与周边的西递、宏村一样，是徽州众多古村落之一，但与另两者圈起来收门票相比，碧山还是一方未经过度开发的净土，少了鱼龙混杂，多了一份宁静和悠然。这个占地 58.5 平方公里、约有三千人口的小村庄，较好地保留了一个徽州农村本真的状态，也满足了城市人对“世外桃源”的想象。
这也是当初吸引欧宁“入驻”碧山的理由之一。2007 年，欧宁在碧山买了一座老宅住下，成了那里的“新村民”。他把自己在碧山的家称为“牛院”，英文名叫 Buffalo Institute，并开设专门的公共号。
2011 年，他与左靖一起展开实验性质的“碧山计划”，致力于以文艺形式参与乡村建设。三年里，他引入了南京先锋书店并开设分店“碧山书局”，又邀约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音乐人等举办“碧山丰年祭”，不断从古今的“乌托邦”实验里寻找灵感，试图在碧山实践，形成一个“碧山共同体”（Bishan Commune）。
然而，这群知识分子的乡建构想自诞生以来一直褒贬不一。而后哈佛社会学博士生周韵与欧宁间的一番笔战，又让“碧山”再次陷入舆论漩涡。
7 月初，周韵作为南京大学“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的一员来到碧山考察，随后连发十几条微博，并撰写长文《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质疑“碧山计划”为想象田园，称其生成的文化区隔，只会将真正的村民排除在外。
其中，“路灯”问题也成为她的一个依据。她引用之前报道中提到的细节，“所有村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装路灯，不但可以照明，而且还是个面子工程——灯火通明意味着经济发达。可是从外地特意赶来的诗人，如果看到路灯就会非常失望：这样就看不到星星了。”
欧宁则反驳说这曲解了他的原意。他回应道，今年大年三十，在碧山召开的村委会上他就提出要装路灯，“我怎么可能反对装路灯呢？”
欧宁确实是心系村民的。事实上，这几年他在碧山不知不觉扮演起了类似“新乡绅”的角色，有时会和村里的领导一起去县里谈判——装路灯、帮助村民上网、跳广场舞，这都成了他操心的事。然而，他本身的精英身份，以及他为碧山植入的一种带有浓厚个人审美和趣味的陌生文化，都让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这场舆论风暴过后，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思：“碧山计划”成立以来，到底给农村带去了多少收益；时隔三年，欧宁最初建立的乡村建设理想，到底实现了多少？看着那些在碧山走街串巷的游客，他们中一定也有一样好奇、想要一探究竟的人。
碧山村里大多是老人和儿童，青壮年都去了城里工作，一般只有新年才有一聚（摄影：任玉明）
年轻人应该出走还是留守？
第二天清早，阳光穿过云层投向田野，才看清了碧山村温婉清秀的本来面貌：山高田广，阡陌交通，一座清代的云门古塔守着村口。黑墙白瓦的徽派建筑鳞次栉比，诉说着旧日风华。
历史上，碧山曾有过显赫的地位——据《新安志》记载，隋开皇十二年（592 年），改新安郡为歙州，设州治于此。如果没有太平天国和“文革”，碧山的祠堂共有 36 座之多。
历史上，碧山曾有过显赫的地位——据《新安志》记载，隋开皇十二年（592 年），改新安郡为歙州，设州治于此（摄影：任玉明）
七月，刚过了油菜花的季节，取而代之的是千亩桑田、茶树、插了秧的水稻、抽穗的玉米……这里仍保留着集体时代修建的水利设施。70 年代修的两座水库，宋代留下的石桥，功能完备。碧山位于这片水域的上游，漳河穿过稻田、绕过村舍，流过几个浣衣女的指缝间。
如此景致，很难不把这个小村庄与“世外桃源”联系起来。但它也有与其他农村共通的地方：村里大多是老人和儿童，青壮年都去了城里工作。但他们并不闭塞，上海到碧山长途大巴7小时，去一趟大城市对他们来说不难。
那些年长的村民中，有的常去上海看望已在城市扎根的孩子，有的年轻时自己就在那里工作，但大多退了休仍会回到碧山。“上海太大了，实在待不惯！”有老人抱怨。当外来的人称赞碧山空气好，景色美时，他们会表示赞同，“对，还是这里好。”
但年轻人应该出走还是留守？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欧宁想用行动改变乡土，接续乡村的血脉。但他自己也很矛盾，“很惧怕我们来到碧山之后，这个地方被高档化——最后这个村可能看不到农民。”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一直很反对这个，但好像农民就希望这样。现在每天都在纠结。”
在 2011 年第一届“碧山丰年庆”上，欧宁与“蓝田计划”合作，设计了一个“扑克寻脉”的游戏，把类似“你希望家人外出打工还是在家发展？”的问题印在扑克牌上，让村民“争上游”，同时搜集问题答案。
“扑克寻脉”第一名得主汪老伯的祖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在一间拥有四百年历史的祖宅里，住着扑克游戏的得奖者汪老伯。他和妻子一边拣菜，一边兴致勃勃地说，他得了第一名，“奖品是 5 斤大米！”
而这就是他对“碧山计划”最直观的印象了。至于别的，他只觉得“挺热闹”，因为“现在经常有老外来参观我的老宅”。他对欧宁的了解，仅限于“一个广州来的老板”。村里能叫出他的名字的不多，更多人在我提到他和“碧山计划”时，都搞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
介入乡村生活的另一种方式
汪老伯的祖宅边上，是碧山的农家书屋。走近一看，教室里有十几个儿童，看书聊天，叽叽喳喳。相比之下，位于村子中心的“碧山书局”就显得有点冷清了。外加电改停电，二楼咖啡馆没有空调十分闷热，看书者寥寥。
“碧山书局”由一个汪姓祠堂改建而来。今年 67 岁的汪寿昌是汪家第 93 代人，也是书局的一名管理人员。这位 1966 年的返乡知识青年业余画成的“碧山八景”，被印成手绘明信片，在书局卖 25 元一本。这也是欧宁从一开始就想好的模式：“碧山书局”是纯商业机构，不做慈善，他认为这样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碧山书局由一个汪姓祠堂改建而来。今年 67 岁的汪寿昌是汪家第 93 代人，也是书局的一名管理人员。书局大堂四周，陈列着不同门类的书，风格延续了南京先锋书店的精英主义和小资情调。在萨缪尔•贝克特、博尔赫斯等作家黑白照片的映衬下，偶尔能看到两三个村民来翻书
碧山书局内，一块小黑板上画着碧山村的简易地图
书局大堂四周，陈列着不同门类的书，风格延续了南京先锋书店的精英主义和小资情调。在萨缪尔•贝克特、博尔赫斯等作家黑白照片的映衬下，偶尔能看到两三个村民来翻书，但只集中在中外经典名著等很小一块区域，“也只是看看，从来不买。”
大堂中央，则摆放着欧宁主编的《天南》、左靖编的季刊《碧山》，以及一些价格不菲的笔记本和纪念品，鲜有人问津。
碧山书局大堂中央，摆放着欧宁主编的《天南》、左靖编的季刊《碧山》，以及一些价格不菲的笔记本和纪念品
“农民一年四季都忙着耕种，哪有时间去书局里看书啊。”住在书局对面一栋祖宅里的方老伯说，“倒是前阵子，欧宁请了外国志愿者，在农家书屋给孩子们上课，这挺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方老伯觉得村里热闹了，倒也是好事。他自己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总能与游客打成一片。他带我参观他的祖宅，还主动拿出 2011 年“碧山丰年庆”的挂历给我看，“今年据说还会办。”
欧宁是个行动派，又有点急性子。在创办“碧山计划”之初，他就想尽快做出点成绩来，于是想出了“碧山丰年庆”的点子。2011 年夏天，受邀的艺术家们来到碧山，举办学术研讨会、乡土生活作品展，还有当地戏曲和舞蹈的演出活动等。
欧宁是“碧山计划”的发起人，他的身份多重，既是艺术家，也是策展人和媒体人（摄影：任玉明）
但到了第二年，“碧山丰年庆”开始前一天被紧急停办。有传言说，有个记者喝酒猝死，外面还来了些闹事的人。就这样，知识分子的理想遭遇了现实的打击。也因此，欧宁坦言，过去一年半里“碧山计划”基本没什么进展。
相比之下，“猪栏酒吧”的纯商业化经营又给碧山带去另一种生态。它不属于“碧山计划”的一部分，而是更早进入这个村庄，是城市精英介入乡村生活的另一种方式。
2004 年，一对上海诗人夫妇郑小光和寒玉来到徽州，买下西递一个老宅，改建成“猪栏酒吧”客栈对外营业。改建后的客栈设计古朴雅致豪华，一举成为 Lonely Planet 上的热门地标。很快，他们在碧山开了两个分店，称为“二吧”和“三吧”。法国影星朱丽叶•比诺什也曾到碧山分店住了一个多礼拜。
法国影星朱丽叶•比诺什也曾到碧山分店住了一个多礼拜（摄影：任玉明）
2004 年，一对上海诗人夫妇郑小光和寒玉来到徽州，买下西递一个老宅，改建成“猪栏酒吧”客栈对外营业。改建后的客栈设计古朴雅致豪华，一举成为 Lonely Planet 上的热门地标。
“猪栏酒吧”的纯商业化经营是城市精英介入碧山村的乡村生活的最通常的方式（摄影：任玉明）
南大暑期班的活动就是在“猪栏三吧”的会客厅举行的。这个建在齐云山脚下、占地 10 亩、设计考究的客栈现在是碧山最高级的住宿地点，最便宜的客房也要每晚 800 元。
村民对这些外来的致富者，仍然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会问，“怎么不住泰来农庄？只要 100 元。”但郑小光认为，他们也为碧山做了贡献，雇佣了当地村民解决一部分就业。现在还有几个村民效仿他们，改建了民宿。
“猪栏三吧”，7 月初的南京大学“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就是在那里的会客厅举行的
欧宁与郑小光寒玉夫妇是朋友，某种意义上，欧宁来到碧山，也是受了他们俩的触动。三年来，“猪栏酒吧”作为旁观者，可谓见证了“碧山计划”的发展和困境。
丁牧儿说，就目前来看，村民对“碧山计划”的态度基本保持中立，不支持也不强烈反对。一方面，村民没得到什么实际利益，周韵提出的“区隔”确实存在——正如村支书朱显东所说，“农民种的是田，他们看的是书。”另一方面，欧宁的初衷是重拾“农民互助”的精神，但目前还停留在他单方面投入资金，“说白了是送钱。”
协助建立农村的主体性，而不是强行塞入一种陌生的文化
有评论认为，欧宁的问题在于，他错误地提出和无意识地夸大了自己的那些口号，例如“接续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事业和克鲁泡特金（Peter Klopotkin）的安那其主义思想”的宏伟蓝图，以及在对外演讲中不断提到新西兰、美国、日本等地经验——毕竟，那些经验并不能直接照搬嫁接到中国的乡村建设上，更何况中国的农村与农村之间，本身就各不相同。
我能体会欧宁在阅读了中国乡村建设先驱晏阳初后的心潮澎湃，以及“想要为农村做点什么”的感性冲动——在“碧山书局”大门的一侧，挂着梁漱溟和晏阳初的巨幅照片，仿佛两个无形的精神导师辅佐着“碧山计划”蹒跚前行。
欧宁也并非像外界所说的，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进入乡村。他在《互助•传承：主题展览》一文中诚恳地写道，在晏阳初的乡建信条中，他体会最深的是：“从农民已知的地方入手”、“不应单独的救济，而应启发人民的力量”，并总结，“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是协助建立农村的主体性，它不是强行塞入一种陌生的文化。”
遗憾的是，“碧山计划”现在呈现的问题恰恰是他想要规避的局面。欧宁与左靖的行动力固然值得肯定，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身份决定了这种实践的性质——晏阳初的每一个信条，都需要缓慢的积累和实践，越是急于求成，越容易背离初衷。
“欧宁自身的趣味，可能阻碍了他更本质地和村民交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表示。但她也认为，农村实践要允许多种可能性。
左靖也对媒体表示，周韵的质疑完全忽视了他们在碧山遗产和文化保护、老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公共文化生活重建、乡村教育的调研等方面做的工作。2011 年，左靖联合安徽大学学生启动《黟县百工》计划，推动了黟县手工艺的调研、出版和展示。今年 4 月，《黟县百工》出版；5 月，碧山“货币”“碧山时分券”发行；6 月，“碧山计划”推出第一期《碧山通讯》。
除此之外，村口的中国教育家汪达之的雕塑，也是欧宁和左靖出钱建起来的。村支书朱显东还告诉我，漳河旁的“碧山敬老院”原址，即将在他们的帮助下改建成“农耕博物馆”。
朱显东说，“碧山计划”对村子是有利的，“不然我们也不欢迎他们来。”你会发现，“碧山计划”这一套理念到了农村干部的话语体系中，变成了另外一样东西。他们认为，欧宁和左靖作为外来知识分子，给碧山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升了碧山的形象”。
村口的中国教育家汪达之的雕塑，是欧宁和左靖出钱建起来的（摄影：任玉明）
此前也有媒体采访朱显东，后者表示，希望这些“新村民”能多为村里做些贡献，比如让欧宁和左靖两人分包一条街的电费……“他们利用了村里的资源，获得了精神食粮，也该为村里做些贡献”，至于激发农村主体性，号召全民参与的“碧山计划”，在朱显东看来更像是囿于知识分子本身的一种“精神满足”。
可见，欧宁即便空有一颗热心，也很难以一个外乡人的身份在村里“伸展拳脚”。在接受采访时他无奈地说，这两年遇到的困难非常多，周韵的质疑他不是没意识到，只是很多时候没办法做到。“有时候会觉得，农村不是我的村，不是村民的农村，只是政府的农村。”
欧宁空有一颗热心，很难以一个外乡人的身份在碧山村里“伸展拳脚”（摄影：任玉明）
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在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表示，“碧山共同体”的问题，恰恰在于现在的农村已经没有“主体性”、“共同体”可言了。“解放以前，中国的农村是家族共同体，毛泽东时代的农村是村舍共同体。现在的农村共同体瓦解了，你一个外人介入村里，介入各种产权关系、生产关系等问题，就显得很复杂了。”
7 月 21 日下午，“碧山书局”举办了第一届宗庙读书会，篇目是班固的《白虎通义•乡射》，欧宁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硕士和两名碧山村退休教师来讲解和评议。摘要为：“汉代礼乐体系中的乡村公共活动。”
然而讽刺的是，一般学者认为，《白虎通义》的经学史意义要远胜于其民俗、历史学上的意义。某种程度上，《白虎通义》只是汉儒心目中的某种理想，若想通过它求索古代风俗，清儒早已证明这不可行了。
或许，这也可以作为“碧山共同体”这个理想乌托邦的绝佳隐喻。
来源：外滩画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