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招标中的中国国家美术馆建筑设计方案，进入最后一轮，4位世界顶级设计师：弗兰克•盖里、扎哈•哈迪德、让•努维尔、莫瑟•萨夫迪，名列前茅，本土设计师均未能胜出。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城市地标性大型公共建筑中，近8成是洋设计师设计的。为什么很少见到中国设计师的作品呢？是才华被遮蔽，还是确有差距？

19个地标建筑，15个出自洋设计师

外国设计师在中国的“大作品”究竟有多少？记者从各地媒体评选、百姓口碑等几个角度考量，发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2006年以来建成投入使用的地标性建筑，多数为大型公共建筑，也就是剧场、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展览馆、体育馆或大型交通场站，总共19座，其中15座的主设计师为洋设计师(见附表)。

这些一流洋设计师在中国设计的作品是不是真的很优秀？国内建筑界是有不同意见的。

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一流洋设计师的设计水平没问题，他们拿到项目凭的是实力。

曾出版《中国现代剧场的演进》一书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卢向东，曾是国家大剧院几轮竞标的亲历者，也是安德鲁方案最终实施过程的亲历者。他说：“在当时，国内设计师整体的设计水准跟西方一流设计师之间的差异，是不能否认的。”

曾在英国诺曼•福斯特建筑事务所任职多年，如今是齐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建筑师齐欣，曾以外国设计师身份和中国设计师身份参加过众多项目的竞标，也为一些项目当过评审。他认为，客观上讲，如今的中国业主已不那么盲目崇洋媚外。真正能中标的设计师，都是有相当水准的。据传，中国国家美术馆的建筑设计招标，落选方案中也不乏其他普利兹克奖获奖者的作品，可见，这里不存在偏见。

不过，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一流洋设计师的设计水平虽然没有问题，但他们缺乏诚意，作品个性十足，为当地文化考虑不够多。

就拿广州地标性建筑广州歌剧院来说。设计者是“建筑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的获奖者扎哈•哈迪德，这位设计师也是如今闯入中国国家美术馆最后一轮竞赛的建筑师之一。她设计的广州歌剧院“圆润双砾”，从外形看很像散落在江边的两块石头。虽然很美，与周边小环境也较融洽，但有人认为，扎哈的“石头”放在广州可以，放在东京、纽约也可以。

另一位普利兹克奖获奖者、日本著名设计师安藤忠雄也不能令国人满意。7月，微博上有消息称，他将在吴江滨湖新城创造“最太湖”作品。消息一出，建筑评论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李翔宁就在微博中回应：“又一座城市要被蹂躏。”

“具有中国特色”、“具有地方特色”，这是很多国内大型公建设计任务书中都会列出的要求。然而，中国特色没有明确的实体标准可以参照。卢向东认为，“传统中式建筑体系在材料、空间技术、功能类型划分上都无法满足当代社会对建筑的需求，建筑设计师们要想传承‘中国风’就得靠提炼传统建筑哲学中的精髓。”

但是，描述这些所谓精髓的语言，如今的洋设计师们也都轻车熟路。评标会上做阐述时，洋设计师们也会给作品罩上“天圆地方”、“天人合一”、“融于自然”等一套说辞。“甚至有洋设计师会在评标会上背诵***诗词，来彰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理解。其实作品表达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一位建筑师说。

既然洋设计师的作品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为什么胜出的又总是他们呢？

“设计师缺少文化上的独立判断力”

按照有关规定，洋设计师的方案必须与一家中国建筑设计机构捆绑在一起才能实施，这给了国内设计师不少对比、学习的机会。

广州歌剧院中方设计团队负责人、珠江外资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黄捷在与扎哈团队的合作中发现，“从创意上看，她们的创作思想很值得学习。她们对项目有一个更高的想法，用这个中心思想来构思项目。”卢向东理解，这种更高的想法，就是在面对矛盾时，能整合提炼出一个答案。“高明的建筑师用空间和建筑艺术来提供他的答案。好的创意，有一个总领的想法。这正是我们缺少的。”

“中国设计师缺乏文化上的独立判断力，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建筑是一个技术活。”曾跟随扎哈学习，如今成为“中国设计师中标海外标志性建筑第一人”的北京MAD建筑事务所合伙人马岩松认为，设计师要像大艺术家一样，思考这个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它在城市中应该是一个什么姿态，比如说博物馆是开放的、平易的，还是让人崇拜和瞻仰的等等。

“你用什么设计软件？”一位西班牙设计师在上海为某著名建筑设计集团的同行作报告后，一位中国设计师这样问他。这个问题让西班牙设计师感到很茫然，他回答：“我不知道我用的是什么设计软件，我就是用手和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郑时龄说，现在，技术越来越发达，很多年轻设计师只关注技术，忘记了要用脑子去思考，常常做得很花哨，追求形式美，却没有从更高的层面解决问题。

曾与外方合作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邵韦平认为：“以往建筑设计注重专业技术需求，但现在建筑设计更关注精神需求，建筑设计已经从纯技术向文化创意转变了，这方面我们关注的不够。”

“忽视细节，缺乏总导演”

其实，即便是技术，马岩松认为，“我们做的也不够好。”

现居爱尔兰的华人设计师彭士佛，曾设计吉萨大埃及博物馆和伦敦2012奥林匹克公园内的Carpenter's Lock步行桥(连接多个场馆和景观)，他到北京参观国家大剧院、鸟巢等大型公建时，会特地去厕所、走廊拐角等小地方看看。“细节最能体现出设计的水平。”他说。

可细节恰恰是本土设计师容易忽略的地方。“建筑的每个细节都需要当成一个美学元素，细节应该成为一个基本标准，每年我们建成的建筑很多，细节上合格的太少。”邵韦平说，现在国内的普遍做法是用装修来包裹建筑的内部空间。比如很多建筑的卫生间、大堂、电梯轿厢、走廊，乃至灯光、标识等都不能做到精确控制，而是请装修队随便弄一弄。“这是不对的。这些地方都应该一次性设计完成。应该用建筑本身的构建来营造美感。”

就以T3航站楼为例，邵韦平称赞它是细部控制的典范，也是高标准建筑设计的典范，为业界树立了新的标杆。

“T3航站楼充满细节，没有失控的地方。所有你能看到的地方都有设计。”邵韦平介绍，比如航站楼内所有线条都是南北向的，方向感很强，天花板颜色的变化帮助区分各个功能区等。后来，北京南站等全国各大交通枢纽都在模仿它。

邵韦平还提出，所有建筑设计的最终目标是质量。但国内目前流行的是设计、结构、机电等分头设计，设计师们各管一段儿，分开看，各个方面都合格，但整体效果不理想，缺乏“总导演”。

差距在缩小，本土设计师需要机会

虽然存在一些差距，但不能否认，近年来，中国本土设计师成长迅速，有些人已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

今年5月，49岁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获得了普利兹克奖，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中国人。此前，他在国内已很有名气，他设计的宁波博物馆和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占据同济大学建筑学院四年级学生“心目中最好的五个中国建筑”中的两个席位。他被业界认为是非常有独立文化判断力和责任感的民族设计师。

据宁波博物馆副馆长，曾负责该馆筹建工作的钱路介绍，2005年宁波博物馆招标时，曾设计首都博物馆的法国AREP公司和曾参与国家博物馆设计的德国GIP公司都来参加竞标，最终，王澍凭借其“新乡土主义”的想法，被专家评审团评选为第一名。

“招标开始前，我们为参赛的各国设计师安排了宁波历史文化的考察。但有的外国设计师把博物馆设计成厂房的样子，我们觉得这样不能体现本地文化。”
不过，在当时的市民投票排行中，排第一名的不是王澍的作品。

在他的方案里，最具宁波地域特色的瓦爿墙被用作博物馆外墙。而且，墙上用的老砖瓦都是宁波旧城改造中拆下来的废弃物，这些砖瓦从汉代到清代中晚期都有，用在博物馆的墙面上，更能体现出这是个收藏历史记忆的地方。钱路觉得，建筑内部也充满美感。王澍拿竹子做模板，用水泥浇筑墙面，等到把竹子拿掉，竹竿自然的弧度就留在了墙面上。“自然的肌理非常美。”钱路说，“每天工作在这里，还能感受到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舒服”。

据钱路介绍，王澍的瓦爿墙想法早就存在于他的头脑中和图纸上，直到宁波博物馆采纳他的方案，才有了实施的机会。可见，只要有好的想法，有了机会，本土设计师也能拿出好作品。

更多的机会意味着更多更快的成长。

就拿武汉琴台大剧院的设计者、广州珠江外资建筑设计院院长黄捷来说，他设计的琴台大剧院，是新世纪第一个由本土设计师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剧院。2003年，他凭借对本土文化的深入理解，在国际招标中拿下了这个项目，那时他还是第一次设计剧院。到了广州歌剧院招标时，黄捷虽然未能中标，但他凭借在琴台大剧院积累的丰富经验赢得了与扎哈合作的机会。“我把为设计建造琴台剧院画的图纸摊了满满一桌子，十几盒子，她们当时就决定合作了。扎哈设计的剧院也是第一次落地，很多方面都没经验，当然愿意找有经验的人合作。”广州歌剧院之后，黄捷中标长春净月潭保利剧院的建筑设计，如今又杀入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建筑方案竞赛的最后一轮。

培养高端设计人才应是国家战略

建筑是一门综合艺术，本土建筑设计师的崛起，也不能仅仅靠个人努力。

齐欣在诺曼•福斯特建筑事务所工作多年后回到国内，曾担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老师。由于学生们都知道福斯特的大名，便有学生问齐欣：“您会不会把我们都带得像福斯特一样？”齐欣回答：“别说我带不出来，就是福斯特来，他也带不出来。”他的意思是，建筑设计师的培养，靠的是深厚文化的蕴育，创意思维的开发，这不是一两个老师能够给予的，需要国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对建筑文化的认知等等。

“一个大师级团队，应该包括搞哲学的、艺术的、历史的，还得有领导者。当然，高品质团队的设计费也不是一般甲方能负担的。国家应该把培养高端设计人才作为一个战略。”说这话的，是近年来崛起的一家本土建筑事务所都市实践建筑设计咨询公司合伙人的王辉。这个公司曾设计了唐山博物馆、唐山城市展览馆、深圳大芬美术馆、深圳华•美术馆等多个公共建筑项目。王辉觉得：“在中国各地建设最活跃的年代里，如果我们错失机会，没能培养出具备国际水准的本土建筑师，那就是辜负了本土设计工业。”

对于培养人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崔愷深有体会，“其实，世界各国能走到国际市场的建筑设计师也只占总体的5%。应该立足本土，改善环境，而不是去拿金牌。”

现在，有些业内人士已经行动起来，马岩松的MAD事务所举办比赛为获胜者提供出国游历的机会。也有不少人从年轻学子身上看到了希望。“现在的学生，你给他讲一个优秀建筑，他首先问，老师你去过没有？如果你没去过，他们就会离开教室，自己回去看书。”清华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总建筑师崔光海，同时也是担任清华大学公共文化建筑课程的老师。他发现，随着我国国力增强，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年轻学生有更多机会四处游历，他们对文化的思考也更加独立自主，这些都让他感到：“现在这一代，很有希望。”

记者手记
如何满足大众 对建筑的审美需求？

近年来，各地大型公共建筑给予很多普通民众的感觉，无论它们出自本土还是外国设计师，都具有相似的审美特征，也就是偏西化、偏超现实的审美趣味。这样的审美趣味，与中国本土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期待是有差距的。这或许就是一座新的建筑落成后往往受到许多普通民众讥讽的内在原因。

很多建筑设计师都承认，无论中外，真正吻合当地历史文化和城市发展，又极具美感的建筑并不多。民族风格不是一个标签，找一些民族元素贴在建筑外表是不可以的。能设计出从内到外都很中国，又高于一般期待的当代建筑，需要大智慧。没有这种大智慧，退而求其次，便是追求自己的个性，把个性融入自己在世界各地的作品中去，就成了很多建筑设计师的选择。

建筑的美，需要设计者和观赏者共同接受才行。也有很多设计师抱怨，在国内，卖得最好的永远是新材料、新概念，财富新贵们以此彰显自己的财富和品位，这就迫使很多本来很有文化追求的设计师不得不就范。而理想的创作环境，恐怕还需要很多时日才能培养出来。

把民族建筑文化与世界趋势比较好地结合起来，需要建筑设计师从文化传承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完成现代民族风格转变的。这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