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金秋野
2004年春天，在《指环王3》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那届奥斯卡典礼上，有一部默默无闻的小成本影片角逐最佳纪录片奖，最终功亏一篑，那就是路易斯·I·康（Louis I Kahn）的儿子纳撒尼尔·康（Nathaniel Kahn）所拍摄的纪录片《我的建筑师——寻父之旅》。

作为建筑师，路易斯·康的一生可说是现代建筑史上的传奇。身为爱沙尼亚犹太移民，他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接受古典主义建筑教育，学生时代就目睹了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狂飙突进。直到50岁，他还在为寻到一个过得去的设计项目而伤脑筋。1950年代，特殊的人生际遇与战后的反思风气，让路易斯·康突然找到自己，十年之间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令人景仰的设计大师。建筑师的职业历程固然漫长，但天赋秉异的人往往在从业之初就傲视同侪。以50多岁的年纪猛然从小角色成长为大宗师，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奇迹。路易斯·康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表达了自己，震惊了世界。

路易斯·康是谁？纳撒尼尔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了他的寻父之旅。不要以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私生子，作为一个身份的烙印，一直是纳撒尼尔挥之不去的阴影。从未真正体验过父爱的纳撒尼尔，在法律上已经没有父亲，在精神上却连个私生子也还不如。关于父亲的记忆是痛苦的，所以在访谈中他疑虑的说：“父亲是谁？一个中年的男人提出孩子气的问题，这多么令人困扰。”也许正是父爱的阙如，让纳撒尼尔有勇气面对“父亲是谁”这个旁人不曾注意到的、或者不愿面对的、人生的基本问题。你对自己的父亲了解多少？他是否是你心目中的样子？寻找父亲的过程，其实就是自我塑造、自我认同的过程。

纳撒尼尔似乎是想拍出一部温情的片子。在这部长达两个小时的影片中，纳撒尼尔奔走于世界各个角落，追寻父亲的蛛丝马迹。接受采访的对象，有路易斯的朋友、业主、同事、对手、学生、妻子、情人，以及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们。当然，少不了那些闻名于世的建筑物、少不了其同辈人的追忆和赞美、少不了后代建筑师的景仰和钦佩。在漫长的追寻之后，纳撒尼尔抱着“凡事皆有始终”的心态，在影片的末尾、在孟加拉达卡政府中心的远景之外，道出了如下的话：“在这样的旅程中，父亲的形象渐渐清晰。他是一个凡人，而不是一个神话。我越了解他，就越想念他。我希望现实并非如此，但父亲已经选择了他所钟爱的生活。我真的舍不得离开。时光荏苒，多年之后，我想我终于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道声再见。”在事后的采访中，纳撒尼尔描述了拍摄达卡政府中心的情形。他是蒙上双眼被向导带进建筑群的。不忍逼视，这是在酝酿情绪的高潮吗？眼罩摘下之后，望着建筑群灰色的和红色的静穆，他不禁潸然泪下。是情感的迸发，而不是理智的熔炼，最终引导纳撒尼尔看到答案。可是，他真的找到答案了么？没有理由怀疑纳撒尼尔情感的真实。可是，情感本身不甚可靠。一种想象代替了另一种想象，足以让当事人获得期盼中的满足。

无论是从影片还是从其他媒介，我们都可以读到如下事实：路易斯·康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一个工作狂，一个执著的布道者，一个无限追求完美的柏拉图主义者，一个用玄思掩盖简单事实的演说家，一个刚愎自用和家长作风的人。他爱自己的理念胜过一切。他有一位妻子和两位秘密女友，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孩子。他真的爱他们么？他睡在工作室的地板上，毯子当作床铺。他四处旅行，从不拒绝任何项目委托和讲座邀请。他在深夜拜访某个家庭，然后匆匆离开。小纳撒尼尔在等待中度过童年。康的妻子苦恼的说，只有领带和书常在他身边。好友文森特·斯格利（Vincent Scully）谈到他晚年的境况：“他真实的方法周围除了烟幕之外什么都没有……有时候，他那些可怕而含糊的话，那些有些虚伪的说辞让人感到难堪”；马歇尔·梅耶（Marshall Meyers）说：“在后来的几年中，办公室里留下了很多把他神化的人，这令情况变得非常糟糕。” 随着暮年的来临，康变得愈发孤独。他说：“只有工作让人觉得可靠”。古稀之年，他屡次只身往返于美国与南亚次大陆之间。

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康反而获得强烈的归属感。他以最大程度的热情和虔诚投入印度和东巴基斯坦的项目中。路易斯·康并不富有，但他似乎并不在乎某个项目的利益得失。去世时他已经破产，唯一盈利的项目报酬尚未到账。在家乡费城，康遭遇到顽强的阻力，让他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遥远的、百废待兴的贫穷国度。当纳撒尼尔第一次前往印度的时候，在混乱一如往昔的街巷中间，他不禁疑惑的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古稀老人离开温暖的家，孤身一人屡次前往这样的地方。

的确，作为一个父亲，康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拒绝和平年代西方社会已经形成普遍共识的一夫一妻制和社会责任，像一个孩子一样听凭自己欲望的驱使。以同样不谙世事态度，他对待建筑和城市表现出远远超越常人的热情。建筑并不完全是艺术，建筑师不能像艺术家一样摆脱一切羁绊，自由的表达自己。与文艺作品中运筹帷幄、踌躇满志的形象大相径庭，尘世中的建筑师往往在关键时刻表现出难以想象的谦卑，是“全能和无能的混合物（库哈斯）”。设计永无止境，即便倾力投入，仍会留下较大缺憾。追求完美如路易斯·康者，将事业和家庭作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也就不难理解了。

儒家传统讲究“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私德和社会公德之间的一致性，努力建立一种从良性分子到良性群体的社会心理结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我们的传统中，像桑弘羊、曹操、张居正这样的“能吏”往往被视作恶人、奸雄。相反，一个人可以因为良好的个人私德和家庭形象而被政府录用为官吏，举孝廉是也。这样的文化心理习惯，到了今天也还有所存留。能力和品行在实践上的混淆，为很多伪善和平庸提供了生存土壤；而对社会和他人的关注，又因此遭到严重的削弱。个人的社会责任如果等同于对家庭责任，那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实践上就成为一句空话；而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公德”就自然而然的退而居其次了。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样的道德习惯慢慢演化为一种职业惰性，宁愿向自己所属的小团体负责，而不去考虑群体利益，遑论全人类的福祉了。

个人品德和社会贡献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呢？如果说道德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那么对建筑师来讲，这种规范并非总是带来正面的效果。建筑设计虽然在现实中捉襟见肘，理论上却是个需要鼓励创造性的行业，而创新者却往往蔑视规范，坚决地贯彻个人内心的价值标准。在康来说，这样个人化的标准也经历了逐步的演化。也许是由于早期档案资料的缺乏，《寻父之旅》着重描述了业已成名的康。在影片中，我们似乎看不到康的思想历程。事实远非如此。前五十年对康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积淀过程，是漫长的蜕壳期。在这段灰暗的年代里，康所表现出的对社会责任的关注也是最强烈、最持久的。

早在经济大萧条的1930年代，康就领导了一个非赢利性的“建筑研究小组（ARG）”，成员大多数是费城的年轻失业建筑师，他们租便宜的房子、从学校借来绘图工具，尽管条件艰苦，他们却关心严肃的问题，如社会责任和大量需求的平民住宅。康全副身心的投入这个小组的工作。1930年代后期，由于政府停止对贫困住宅区的改造，促使康成为一位激进主义者，积极的参与政治。除了对贫困住宅的关注，康像勒·柯布西耶一样，关心现代城市的发展方向。对他来说，住宅并不只是个建筑问题。1940年代康参与设计工人住宅，解决战争年代社会的基本问题。战后，康非常关注建筑平民思想的普及。这段漫长的时期，可以称作康设计生涯的“平民建筑时代”。

是什么促使康从一位现实主义的、坚持实践理性的社会工作者演变为一位理想主义的、坚持形而上学的建筑思想家，迄今尚未可知。《寻父之旅》认为是1951年的欧洲旅行，让康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土。事实上，二战所造成的全人类的精神创伤，让此前社会所坚持的一切价值受到普遍质疑。在美国，这种思维具体表现为：现代建筑如何体现公共或社会价值，提高整个人类社会对它的期望值？这是一个关于“纪念性”的疑问，表面上与康此前所思考的问题迥异，但本质上只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时代的变形。不约而同的，欧陆和美国建筑界都开始反思现代主义对功能的过分强调和在艺术方面的欠缺。当勒·柯布西耶完成他惊世骇俗的朗乡教堂的时候，康也完成了一篇旁征博引的文章《纪念性》。至此，康已经从一个社会公德的积极支持者，发展成一位人类永恒智慧的探索者。
转载自《建筑师》2005.5作者/ 金秋野
2004年春天，在《指环王3》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那届奥斯卡典礼上，有一部默默无闻的小成本影片角逐最佳纪录片奖，最终功亏一篑，那就是路易斯·I·康（Louis I Kahn）的儿子纳撒尼尔·康（Nathaniel Kahn）所拍摄的纪录片《我的建筑师——寻父之旅》。

作为建筑师，路易斯·康的一生可说是现代建筑史上的传奇。身为爱沙尼亚犹太移民，他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接受古典主义建筑教育，学生时代就目睹了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狂飙突进。直到50岁，他还在为寻到一个过得去的设计项目而伤脑筋。1950年代，特殊的人生际遇与战后的反思风气，让路易斯·康突然找到自己，十年之间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令人景仰的设计大师。建筑师的职业历程固然漫长，但天赋秉异的人往往在从业之初就傲视同侪。以50多岁的年纪猛然从小角色成长为大宗师，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奇迹。路易斯·康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表达了自己，震惊了世界。

路易斯·康是谁？纳撒尼尔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了他的寻父之旅。不要以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私生子，作为一个身份的烙印，一直是纳撒尼尔挥之不去的阴影。从未真正体验过父爱的纳撒尼尔，在法律上已经没有父亲，在精神上却连个私生子也还不如。关于父亲的记忆是痛苦的，所以在访谈中他疑虑的说：“父亲是谁？一个中年的男人提出孩子气的问题，这多么令人困扰。”也许正是父爱的阙如，让纳撒尼尔有勇气面对“父亲是谁”这个旁人不曾注意到的、或者不愿面对的、人生的基本问题。你对自己的父亲了解多少？他是否是你心目中的样子？寻找父亲的过程，其实就是自我塑造、自我认同的过程。

纳撒尼尔似乎是想拍出一部温情的片子。在这部长达两个小时的影片中，纳撒尼尔奔走于世界各个角落，追寻父亲的蛛丝马迹。接受采访的对象，有路易斯的朋友、业主、同事、对手、学生、妻子、情人，以及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们。当然，少不了那些闻名于世的建筑物、少不了其同辈人的追忆和赞美、少不了后代建筑师的景仰和钦佩。在漫长的追寻之后，纳撒尼尔抱着“凡事皆有始终”的心态，在影片的末尾、在孟加拉达卡政府中心的远景之外，道出了如下的话：“在这样的旅程中，父亲的形象渐渐清晰。他是一个凡人，而不是一个神话。我越了解他，就越想念他。我希望现实并非如此，但父亲已经选择了他所钟爱的生活。我真的舍不得离开。时光荏苒，多年之后，我想我终于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道声再见。”在事后的采访中，纳撒尼尔描述了拍摄达卡政府中心的情形。他是蒙上双眼被向导带进建筑群的。不忍逼视，这是在酝酿情绪的高潮吗？眼罩摘下之后，望着建筑群灰色的和红色的静穆，他不禁潸然泪下。是情感的迸发，而不是理智的熔炼，最终引导纳撒尼尔看到答案。可是，他真的找到答案了么？没有理由怀疑纳撒尼尔情感的真实。可是，情感本身不甚可靠。一种想象代替了另一种想象，足以让当事人获得期盼中的满足。

无论是从影片还是从其他媒介，我们都可以读到如下事实：路易斯·康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一个工作狂，一个执著的布道者，一个无限追求完美的柏拉图主义者，一个用玄思掩盖简单事实的演说家，一个刚愎自用和家长作风的人。他爱自己的理念胜过一切。他有一位妻子和两位秘密女友，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孩子。他真的爱他们么？他睡在工作室的地板上，毯子当作床铺。他四处旅行，从不拒绝任何项目委托和讲座邀请。他在深夜拜访某个家庭，然后匆匆离开。小纳撒尼尔在等待中度过童年。康的妻子苦恼的说，只有领带和书常在他身边。好友文森特·斯格利（Vincent Scully）谈到他晚年的境况：“他真实的方法周围除了烟幕之外什么都没有……有时候，他那些可怕而含糊的话，那些有些虚伪的说辞让人感到难堪”；马歇尔·梅耶（Marshall Meyers）说：“在后来的几年中，办公室里留下了很多把他神化的人，这令情况变得非常糟糕。” 随着暮年的来临，康变得愈发孤独。他说：“只有工作让人觉得可靠”。古稀之年，他屡次只身往返于美国与南亚次大陆之间。

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康反而获得强烈的归属感。他以最大程度的热情和虔诚投入印度和东巴基斯坦的项目中。路易斯·康并不富有，但他似乎并不在乎某个项目的利益得失。去世时他已经破产，唯一盈利的项目报酬尚未到账。在家乡费城，康遭遇到顽强的阻力，让他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遥远的、百废待兴的贫穷国度。当纳撒尼尔第一次前往印度的时候，在混乱一如往昔的街巷中间，他不禁疑惑的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古稀老人离开温暖的家，孤身一人屡次前往这样的地方。

的确，作为一个父亲，康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拒绝和平年代西方社会已经形成普遍共识的一夫一妻制和社会责任，像一个孩子一样听凭自己欲望的驱使。以同样不谙世事态度，他对待建筑和城市表现出远远超越常人的热情。建筑并不完全是艺术，建筑师不能像艺术家一样摆脱一切羁绊，自由的表达自己。与文艺作品中运筹帷幄、踌躇满志的形象大相径庭，尘世中的建筑师往往在关键时刻表现出难以想象的谦卑，是“全能和无能的混合物（库哈斯）”。设计永无止境，即便倾力投入，仍会留下较大缺憾。追求完美如路易斯·康者，将事业和家庭作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也就不难理解了。

儒家传统讲究“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私德和社会公德之间的一致性，努力建立一种从良性分子到良性群体的社会心理结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我们的传统中，像桑弘羊、曹操、张居正这样的“能吏”往往被视作恶人、奸雄。相反，一个人可以因为良好的个人私德和家庭形象而被政府录用为官吏，举孝廉是也。这样的文化心理习惯，到了今天也还有所存留。能力和品行在实践上的混淆，为很多伪善和平庸提供了生存土壤；而对社会和他人的关注，又因此遭到严重的削弱。个人的社会责任如果等同于对家庭责任，那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实践上就成为一句空话；而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公德”就自然而然的退而居其次了。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样的道德习惯慢慢演化为一种职业惰性，宁愿向自己所属的小团体负责，而不去考虑群体利益，遑论全人类的福祉了。

个人品德和社会贡献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呢？如果说道德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那么对建筑师来讲，这种规范并非总是带来正面的效果。建筑设计虽然在现实中捉襟见肘，理论上却是个需要鼓励创造性的行业，而创新者却往往蔑视规范，坚决地贯彻个人内心的价值标准。在康来说，这样个人化的标准也经历了逐步的演化。也许是由于早期档案资料的缺乏，《寻父之旅》着重描述了业已成名的康。在影片中，我们似乎看不到康的思想历程。事实远非如此。前五十年对康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积淀过程，是漫长的蜕壳期。在这段灰暗的年代里，康所表现出的对社会责任的关注也是最强烈、最持久的。

早在经济大萧条的1930年代，康就领导了一个非赢利性的“建筑研究小组（ARG）”，成员大多数是费城的年轻失业建筑师，他们租便宜的房子、从学校借来绘图工具，尽管条件艰苦，他们却关心严肃的问题，如社会责任和大量需求的平民住宅。康全副身心的投入这个小组的工作。1930年代后期，由于政府停止对贫困住宅区的改造，促使康成为一位激进主义者，积极的参与政治。除了对贫困住宅的关注，康像勒·柯布西耶一样，关心现代城市的发展方向。对他来说，住宅并不只是个建筑问题。1940年代康参与设计工人住宅，解决战争年代社会的基本问题。战后，康非常关注建筑平民思想的普及。这段漫长的时期，可以称作康设计生涯的“平民建筑时代”。

是什么促使康从一位现实主义的、坚持实践理性的社会工作者演变为一位理想主义的、坚持形而上学的建筑思想家，迄今尚未可知。《寻父之旅》认为是1951年的欧洲旅行，让康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土。事实上，二战所造成的全人类的精神创伤，让此前社会所坚持的一切价值受到普遍质疑。在美国，这种思维具体表现为：现代建筑如何体现公共或社会价值，提高整个人类社会对它的期望值？这是一个关于“纪念性”的疑问，表面上与康此前所思考的问题迥异，但本质上只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时代的变形。不约而同的，欧陆和美国建筑界都开始反思现代主义对功能的过分强调和在艺术方面的欠缺。当勒·柯布西耶完成他惊世骇俗的朗乡教堂的时候，康也完成了一篇旁征博引的文章《纪念性》。至此，康已经从一个社会公德的积极支持者，发展成一位人类永恒智慧的探索者。
转载自《建筑师》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