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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超然”建筑师

——从我敬重的两位建筑大师谈起赵敏 亲爱的青年建筑师朋友，最近《云南建筑》徐锋主编约稿，希望我给你们写一点人生体会。我想对你们说——做个“超然”建筑师，你才会获得成功的青睐。 大地上，能和山岳河流共参日月的，莫过于那些不朽的建筑。这样看来，建筑师似乎是个可以距离“名利场”很近的职业。回想我步入建筑人生的2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以后建筑设计风起云涌的20年，无数建设的奇迹伴着一个新生的英雄时代即将破土而出。7年前，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和《建筑创作》杂志社的邀约下，我开始跨界写作《中国建筑设计年度报告》，让我有机会了解那些中国当代优秀建筑和他们的设计师，也让我对建筑人生有了新的认知。我就先从我敬重的两位建筑大师谈起，他们的故事鼓舞了很多人。

一、何镜堂的人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勇敢地面对人生2009年，为了报道2010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我与何镜堂院士相识。“建筑师是个晚熟的职业。”就像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华裔建筑师贝聿铭那样，何镜堂的建筑人生，大器晚成、厚积薄发……由于毕业即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何院士近十年的大好青春荒废了。他在45岁以前居然没有机会设计过一栋像样的建筑，而年过七旬，在绝大多数建筑师都早已退隐江湖，安享天伦之乐时，他却昂首步入自己创作的“黄金时代”。1983年，45岁的何镜堂决定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他对夫人说：“如果一味地写文章，写不出一个好作品；如果只埋头画图，不能提高水平。广东刚刚改革开放，我想把设计与研究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夫人李绮霞毅然决定放弃自己在北京的前途，跟随丈夫回华南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华工）重新创业(图1)。这个决定就像人生的一次博彩，他们共同选择的是一条艰辛的人生道路。在回到华工的第三天，托运的行李还未到，何镜堂就接到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参加深圳科学馆的投标，要求20天就赶出设计方案。他说：“我和太太全力以赴，把十几年来的热情，还有当时学习吸收的国外先进理念全用上了。方案送到深圳，市政府当晚就决定采用。那是对我的极大鼓舞！”后来该项目1989年被评为建设部和广东省优秀设计二等奖，其论文《造型、功能、空间与格调》在《建筑学报》1988年第7期发表。这个项目的成功让许多人看到了何镜堂的设计实力，也标志着他在建筑创作事业上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春天！

▲图1 何镜堂院士（何镜堂工作室提供）

后来的十多年对何镜堂来说是艰辛的也是一帆风顺的，1994年他被授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1999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的设计奖项不计其数……。90年代末，建筑设计开始招投标了。何镜堂那时已经功成名就，身兼华工建筑设计院院长和建筑学院院长两职，但他坚持号召大家走“自主创新”和“敢于竞争”的道路，并率先和年轻人一起参与设计竞赛，不怕在竞赛中落榜。他总是微笑着谈论人生的成败：“输了不怕！建筑设计没有常胜将军，只要往前看，提高自己的水平就会最终取得胜利。”在各种大型投标中何镜堂常常这样鼓励他的学生。投标之前不找专家评委，投标以后认真总结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努力提高自身的水平，使华南理工大学设计院在高强度的设计竞赛中不断提高（图2）。


▲图2 创作团队2010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是何院士最大的成名之作，也是备受世人瞩目的一项建筑作品，我深入了解了这个设计的很多细节。中国馆的大红色是最初方案投标时就定下来的。何镜堂介绍说：“红色我们做设计时一般不敢用。但这个建筑有特别的意义，它外表的中国红是华人社会共同的认可。开始，在一座十多万平方米的建筑上使用红色，很多人都表示怀疑。我哥哥从事美术研究多年，他警示我说，大面积地使用红色很容易刺眼，如处理不当会产生不协调的感受。”2008年8月，在社会各界的争议声中，何镜堂提出成立顾问委员会，共同解决这个“红色的”难题。中国馆还未建成，就看到有人写评论说它是一顶“被染红的官帽”，时至今日，业内仍有不少争议。我常常不解，这个建筑是通过了三轮专家评审，从投标的344个方案中选拔出来的，也是由政府最终拍板，为什么中国建筑师不认可自己人的作品，却要盲目地崇拜外国大师？每每问起何院士，他总是笑着说，大家把这个建筑理解成什么的都有，斗冠、印章、火锅、官帽，只要老百姓认为是中国的东西，这样就好。他继续激情满怀地创作，在中国馆以后，汶川地震纪念园、天津博物馆、钱学森图书馆、中国泰州科学发展观展示中心、澳门大学新校区等等系列力作随之诞生。让我们欣慰地看到了中国建筑设计的“何”流。

翻开《何镜堂传》，曾经有人问何院士：“您最看重的品质是什么？”，答：“真诚、善良。”；问：“您对学生最看重的素质是什么?”，答“创新精神。当然首先是要具有做人的基本品质。”在繁忙的事务中，何院士忙碌而优雅地活着，他的团队管理的像个有血缘关系的建筑师大家庭，就任务重、几个设计单位合作加之连赶工期的中国馆，也干得相当有起色。“他不拿自己当院士，别人也不拿他当院士。”，“他有一颗年轻的心。”常常听到他的学生们这样说。我想，正是这样的超然，让他敢于放低姿态，输了再来。而这样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的青睐。 二、崔愷的人生——崔愷和他的平台2007年夏，我采访了崔愷大师（图3）。他43岁便获得中国勘察设计大师称号，我在那篇采访的开头写道：“今年50岁的崔愷在中国建筑设计界几乎是知名度最广的人，在大家眼中他是个幸运儿：中国勘察设计大师，现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及总建筑师，此外他还获得了许多奖项……在对崔愷的采访中我发现，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支撑他的平台紧密联系着。”


▲图3 崔恺院士（陈赫摄影）

成长的平台崔愷说，父亲从事暖通专业，原来在一家工业设计院工作，他得到的建筑教育得从天津大学建筑系算起。天津大学培养了很多中国当代重量级的建筑师，除了崔愷，还有周恺、李兴钢等等，天大勤奋和严谨的学风后来转化为工作后建筑师的职业素质，让他们在建筑实践中受益匪浅。在很多场合，谦虚平和的崔愷一再表示自己不是一个有天赋的人，但很认真，从上学时当个好学生到后来当个好建筑师，他一直不懈努力，力争每个作品都有所提高。建筑作品越来越多，崔愷却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不断总结和学习。他自觉修正了一些过去浅显的认识，对建筑的领悟也逐渐加深，设计观念和方法的转变，使他迅速地成长起来。发展的平台在谈及自己获得成功的原因时，崔愷把它一分为二：内因和外因各占一半。他说，“你看，我现在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和中国建筑学会都有任职，这本身就是一个对个人发展非常有利的平台。”崔愷是“超然”的，平和的心态是他发展的又一有利平台。1984年从天大毕业后就来到一家国营大设计院，一干就是30年，乐此不疲。这期间虽然外界的诱惑和机会很多（比如一些人出国深造，或者下海挣钱都得到了实惠），但崔愷出于对建筑的情感和责任而一个个地放弃了它们。反过来说，崔愷的心可以更多地放在设计上，他的工作是连贯的，设计成功的机会也就自然多一些。设计的平台2007年，那时崔愷有一个24人的个人工作室。2014年伊始，成立已有十年的“崔愷工作室”决定正式更名为“本土设计研究中心”，设计团队的规模明显扩大了很多。崔愷说更名的意义在于：“立足理性、明确本土”，这是该团队今后奋斗的方向。“本土设计”，是崔愷院士对自己后半生提出的要求。他放弃了设计院提拔他当院长的机会，潜心专业技术，才取得了今日的成就。还记得2009年崔愷因长期超负荷埋头工作，积劳成疾，颈椎必须开刀做手术。当时听说他手术风险很大，多少人为他揪心。好在他将强地挺了过来，并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了中国建筑文化推动的事业。不久前在我写的80后中国建筑师调查报告中，中国院的朱起鹏建筑师说：“崔院士常常教育院里的年轻人，要多用心创作：珍惜每一次改变大地的机会，珍惜社会对中国院的信任。”搭建中国本土设计的平台作为文革以后第一代建筑师，崔愷不仅是当代青年建筑师的领军人物，他更像一位“大哥”，让很多人追随。他没有为挣名利去做国家级超大项目，崔愷的“超然”，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担当，承托起“本土设计”的平台，也承托起当代与未来中国设计发展沟通的桥梁。这样的建筑师才能被我们寄予厚望（图4）。


▲图4 1984年研究生毕业时与老师、同学合影

讲到这里，青年朋友们，也许你们会说，两位大师的人生不过是偶然，不是每个人生都会见到彩虹。是的，做个“超然”建筑师，目光放远大，才能取得成功。而这个成功，并不仅仅是用世俗的名利观就可以衡量。我相信，淡泊为大，宁静致远。

作者信息


赵敏北京中联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清华大学硕士，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资深会员，中国建筑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特约副主编，《建筑知识（a+a）》特约编辑，ikuku建筑网特约评论人，新浪微博#每筑建文#话题主持人。跨界建筑师，建筑评论人，独立撰稿人。

本文刊于《云南建筑》2014年第五期（建筑版），第164~166页。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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