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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话不说先生，也是个神人，他一不小心就可以从宇宙的某个角落，
打捞出几个关于房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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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

1944 年，大半的中国依然在抗日战争中。

彼时，日军败势已现，盟军已在拟定全面反攻计划，为了保存文物古迹，国民党当局成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梁思成任副主任要职。

翌年，梁亲自编写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用于在轰炸中避开重要古建。目录中英对照，并附有地图，标明古建名称和方位。

在这份目录中，梁以星级表示所列建筑物之重要性，最重要者四星，最不重要者无星。比如「北平及近郊」一项中，列入了故宫、太庙、社稷坛等建筑。其中故宫有三星，其余不过两星或一星。

佛光寺大殿是其中唯一的四星级重要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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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

梁在备注中写下：「唐大中十一年建，国内现存最古木构，殿内更有唐代塑像，壁画及题名，为我国古建筑中第一瑰宝，在（五台）县城东北十三英里豆村镇东北二英里半」。

但是，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佛光寺是因年代古老而宝贵吗？在梁思成看来，这个答案并不全对。

为了说清楚梁的结论，我们需要简单回溯下梁思成对中国古建研究之历程，只有给出一个历史的坐标，大家才能看清它的位置。

梁思成与老婆林徽因，两人一同致力于中国古建，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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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眼

梁思成生于 1901 年，是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因庚子事变西逃，一个外国人得以进入故宫，进行建筑学考察。他采用了摄影加实测的方法，这是最早对紫禁城的实测。

这种对建筑的科学研究前所未有。

直到 1933 年，我国第一部建筑史出世，其内容还是相当写意的，如叙述「庭院」，作者并不介绍庭院的概念、布局、演进等，却说老太太爱在院内种葵花、玉米、蚕豆等植物……年青人爱种花，或谁有金鱼缸等等。

不像金石书画，素得士大夫之重视，我们的祖先对这些建筑从来不屑，建筑被归于「匠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卑微。

历朝历代，我们没有建筑家，没有建筑学，没有记录和研究建筑的书籍，没有系统的建筑教育，当然门也没有建筑史。（仅有两部技术规范手册，不过技术主要靠匠人们一代一代口耳相传。）

改朝换代时，还喜欢摧毁前人建筑。这方面的翘楚是楚霸王项羽，据说他烧秦始皇的阿房宫时，大火一月未熄，八百里的宫殿化为灰烬。

所以国人真正开眼以科学的眼光去看中国建筑，其实是从梁思成这一代人开始的，不过 100 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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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叶

更早关注中国建筑的是西方人。

不过评价甚低。19 世纪末，西方两本建筑学著作对中国建筑的结论如下：色彩和装饰还不错。没了。

其中英国史学家弗莱彻尔（Banister Fletcher）直接将中国建筑称为「非历史建筑」。所谓「非历史」，是指有些建筑和艺术千百年来一成不变，始终处于低级阶段，没有如西方一样由低到高的风格演变，因而是「非历史的」，如殖民地土著居民的传统艺术。

弗莱彻尔在他的著述中有一张著名的插图，「建筑之树」。可以看到，树的主干是西方建筑，历经希腊、罗马等各阶段一直生长，上半部枝繁叶茂，叶子之间相互关联，一直到顶端的美国建筑。

而中国和日本被划在一起，成为右下方一片孤零的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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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

日本人首先不服。

鄙视中国倒也罢了，余沫竟溅到日本，说日本建筑拾中国牙慧。

那位对故宫进行实测的外国人，就是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他认为，日本建筑之美源于希腊，与欧美建筑同根同种。它拿世界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奈良法隆寺，与帕特农神庙做对比。

1902 年 3 月，伊东进行了横穿欧亚大陆的寻根之旅，先游历中国大部分省市，再由云南去缅甸、印度，然后乘船带地中海，进入土耳其、希腊、埃及、耶路撒冷……

3 年世界考察后，他发现，不得不承认，日本建筑之根还是在中国。1925 年，他出版了《支那建筑史》，以大量材料证明中国建筑是一个独立、稳定的体系。

旅程中最大的「发现」是云冈石窟。当时云岗几乎不为外人所知，他对云岗的报告引发世界震动，此后，朝圣者不绝于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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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

1930 年，中国成立了自己的建筑研究机构——中国营造学社。

彼时，日本学者的著作已成为国人研究古建的一个重要知识基础。成立大会上了，主办方请了伊东忠太做学术演讲。

伊东一番侃侃而谈，最后建议中日应该展开合作，共同研究中国建筑。而既然该工作「非从文献与遗物两方面进行不可」，「在支那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

「调查文献」既查阅古代资料，而「研究遗物」，指对建筑实物进行科学的调查、测量、绘图，然后做有序的整理和研究。

言下之意，科学的建筑研究方法你们中国人不行，还是多从文言文里找点资料吧。

这大大伤害了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结合当时的大背景：日本侵华野心已露，与中国军事摩擦不断。

很快，营造学社断绝了与日本的关系，自设文献部和法式部，前者侧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后者侧重建筑实物的测绘。文献部主任由留日归来的学者刘敦桢担任，法式部主任正是梁思成。

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鲍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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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

1932 年 4 月，营造学社第一次田野调查，便刷新了当时已知的最古木建筑记录——重建于公元 987 年的河北蓟县独乐寺（今属天津市）。

考察当晚电话打回北京：「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1932 年以后，中国营造学社每年都会派出两三个调查队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梁、刘二人或各自领队，或结伴同行。据统计，从 1932 年到 1937 年的 6 年间，学社调查过 137 个县、市，古建筑殿堂 1823 座，其中详细测绘了 206 座，完成测绘图稿 1898 张。

他们一边考察，一边发表研究成果，驳斥西人之记述「悉数孟浪杜撰」。林徽因写道：「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

看下梁思成的手绘图。



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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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他们认为，中国古建筑的基本单位由三段组成：台基+木框架+屋顶。其中木框架是最主要的结构形式。

「这种骨架式的构造使人们可以完全不受约束地筑墙和开窗。从热带的印支半岛到亚寒带的东北三省，人们只需简单地调整一下墙壁和门窗的比例，就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气候下使房屋都舒适合用。」



这其实我们今天摩天大楼的结构有类似之处，建筑不是靠墙体支撑，而是靠框架。



而这种框架结构，就是位于弗莱彻尔「建筑之树」顶端的现代主义建筑。其于 1920 年代左右横空出世，到如今已一统世界建筑格局（以摩天大楼为代表，可参见包豪斯一篇）。

梁思成是认同现代主义建筑的，其追求实用、摒除装饰，采用更廉价的现代材料，且施工更省时省力，反映时代之需要，解决时代之需求。

这使梁的思维超出了一个历史学者的范畴：既然中国的架构制与现代方法恰巧类似，我们的建筑师是否可以在此基础上做新的发展，与欧美建筑抗衡？

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的历史研究或许可以成为实践工具，被中国建筑师加以转化，以实现中国建筑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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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拱

由此，框架成了他们研究中国古建的重点。

而框架之精华，在斗拱。

它是立柱与横梁的交界处的结构，用于把向外伸出的宽大屋檐的重量传递到柱子。梁说，「斗拱发达史，就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





既然梁追求向现代主义的转化，对斗拱的判断标准也清楚起来：当斗拱的实用性与装饰性高度统一时是优，当装饰性压倒实用性时是劣。

根据梁林当时看到的汉代石阙、敦煌壁画等资料，他们勾勒出一个由简至繁的历史发展脉络：早期的比较简单，唐宋的斗拱复杂、成熟，符合结构的真实性，而明清的斗拱追求装饰性，很多构件失去了实用价值。

因此可以说，唐代建筑是中国建筑的黄金时期，再早或再晚都不是。可惜当时尚未找到实物。

日本学者说，中国已不存在唐代以前的木构建筑了，要看唐制木构建筑，人们只能到奈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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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

1937 年夏天，梁思成、林徽因等一行四人在五台山发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唐代建筑——佛光寺东大殿。

通过他后来的文字，我们得以窥探当时的情境。

「至暮，得谒佛光真容禅寺于豆村附近。」他们发现「殿仅一层，斗拱巨大、有力、出檐深远，随意一瞥，其极古立辨」，让人惊喜。

而测绘「工作至苦」，如阁楼上成千上万的蝙蝠如鱼子酱般，而数以百万计的臭虫钻进他们的睡袋。

工作中也不时露出悲哀，比如，他们看到寺后一座墓塔「左右萧条，寂寞自如」，「唐代一时之盛，已缈不可追，亦不禁黯然矣。」

终于，在一根梁下发现重要字迹，确认了佛光寺的年代，建于公元 857 年，唐大中十一年。



「不仅如此，在同一座大殿里，我们同时发现了唐代的绘画，唐代的书法，唐代的雕塑和唐代的建筑。此四者一以称绝，而四艺积于一殿，更属海内无双。」

离开时，他们取道代县，「七月十五日。一天劳作之余，我们见到了由太原运抵的成捆报纸，洪水冲溃大路，将这些报纸耽搁了几天。我们放松地躺在行军床上读报：『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

这才知道，5 天前，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