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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圳歌剧院建筑方案国际竞赛结果揭晓，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让·努维尔领衔的设计团队提交的“海之光”方案脱颖而出。

近年来，流行在城市繁华地带修建各种文化设施，剧院也、音乐厅也，美术馆也、博物馆也，美其名曰“文化地标”。

诚然，这类公共文化设施在当代城市生活中必不可少，但称其为“文化地标”，我以为尚需一些时日，不宜逞一时之快。

何也？因为，从逻辑上讲，文化地标必然是具备文化意涵的场地、空间或建筑，但具备文化意涵的场地、空间或建筑，并不一定是文化地标，不论其多么豪华、多么硕大。文化地标的构成，除了场地、空间及建筑之外，必要有其他要素。

如果一定要给文化地标下一个定义，我认为：文化地标是一定时长的历史、文化记忆以及大众共同想象构成的、具备文化意涵的场地、空间或建筑。这些要素缺一不可，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淀、理解与构建，并非一朝一夕可成。


01
文化地标是历史和记忆的产物

我常常说，一个人的现在就是他（她）的历史与记忆构成的，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一幢建筑物当然也是如此。如同一个人一样，没有历史与记忆的建筑物，就没有灵魂。灵魂当然是不可度量，不可交易、不可目视的东西。

一个场地（空间、建筑）的历史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它需要承担记录某些历史细节的功能。我可以用很多大家熟悉的文化地标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记录功能。比如白鹿洞书院，我们在这几个院落之内，至少可以了解其建筑形制，配合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大概可以还原其理念、传承、成果等等。这几个院落就不再只是建筑，而是一家书院。



另一方面，文化地标又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见证者。好几次，上海的朋友的大喜之日，婚宴都安排在外滩和平饭店八层的和平厅。这当然是外滩最奢华的大厅，代表了十里洋场的极致风雅。但如果说，这里是蒋中正和宋美龄的婚宴所在地，是不是立即感觉不一样了呢？

这种感觉上的不一样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和平厅的婚宴和环球金融中心柏悦酒店的婚宴不一样？后者到底差在哪里？其实就是差在那么一点点的历史和记忆。这就是为什么和平饭店是文化地标，而柏悦酒店并不是。

这种空间内的记忆就是，你与几十年前、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人同处于一个空间之内，你们隔着漫长的时间在此地此时交汇，你在此思接千载，神游万里。

这当然是一种精神上的巨大享受。这就是思古悠怀，是一种精神活动，和场地的大小、高低以及奢华程度无甚关系。




02
文化地标是人构建的

作为文化地标，这个场地（空间、建筑）应当具备某种人性的、精神的、向上的力量，可以鼓舞他人，感染他人，成就他人。这不仅是前人留给今人的遗产，同时代的人亦可成为这种力量的提供者。

大阪的“八户之里”车站边上，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咖啡店，叫做“咖啡工房”，门面不大，座位也不多，却是当地非常著名的文化地标。这家店的店名就是司马辽太郎起的。他在世之时，几乎每天下午都来此喝咖啡看报。至今司马辽太郎常坐的那张绛红色的皮沙发仍在原地。

我第一次造访的时候，店主还亲切地问，要不要坐在司马辽太郎先生那个座位上拍照片。我小心翼翼地在那张沙发上坐下，遥想在某个春日和煦的下午，我能够幸运地与司马辽太郎在此偶遇，并且怯生生地请他在书上签名。




图片来自旅日作家唐辛子，她在中文世界首先介绍了这家咖啡店与司马辽太郎的关系

在北京的时候，我常去的书店就是万圣书园。我写过好几篇关于万圣书园的文章。在那个空间里的感觉太奇妙了。因为你翻书的时候，很可能边上的人就是秦晖或者梁文道。往来皆鸿儒，我这样的白丁当然看得目不暇接。

好多文化界、学术界的前辈，都是在万圣书园认识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在万圣书园的那些年里，似乎又上了一遍大学。

台北木栅有一家咖啡店，叫做“等一个人咖啡”。店面也不大，但往往门庭若市。靠窗圆桌前有一把暗红色的圈椅。游客们点完咖啡后，对着这个空椅子猛拍照，然后秀在社交媒体上。为什么？因为那是周慧敏的专属座位。

什么是文化地标？这些就是文化地标。这些建筑往往不大，有些甚至很逼仄，就是咖啡店、书店这些小型空间，但是人们爱去，爱讨论，爱分享。这就是人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不断影响着其他人。




03
文化地标是一种共同的想象

也不仅仅是说，有历史、有记忆、有文化人的地方就是文化地标。这种地标还必须是一种共同的认知，像一种认识同类的密码，大家心照神会，有一种在同类中的安全感。

有一年，我在绍兴玩，把MSN的签名改为“伤心桥下春波绿”。过了一会儿，一位新闻界的前辈问我：“会稽山下，游人多否？”这就是文化人之间的密码确认。

沈园、伤心桥、会稽山，这些文化地标，是承载了文化人的文化想象和共同认知的。

如果你说“伤心桥下春波绿”，另一个人来跟你谈“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还是枣树”，这就肯定是驴唇不对马嘴了。陆游对鲁迅，那就是关公战秦琼了。饭局上，为什么有人听不懂梗？因为他对那个文化想象和文化共识是缺乏认知的。

我第一次去台北，和陈明通老师一起去南港中研院，路上他问我，下午你肯定要去胡适墓的吧？我说，您怎么会猜这样准？他回答：大陆来的文化人，肯定要去胡适墓看看的呀。

这种共同认知其实相当普遍，那就是作为中国人共同的历史和记忆的一部分，是写在每个人脑海里的。没有这样的共识，就不会有这样的文化地标，也不会有这样的对话。

我一个朋友住在广深沿江高速宝安段边上，家里的落地窗都对着珠江口，天天看落日。有次我们聊起来，我问他，住在珠江口有什么感觉？他说没有感觉。我说，珠江口很重要啊，这是中国进入近代化的起点。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珠江口有关。他问我点解啊。我回答说，当年英国的舰船，分五路从珠江口北上广州，叩关求商，中国人才得知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朋友愣了半天说：你不去地产公司写文案真是太可惜了。

我俩的点在这个地方就脱钩了。珠江口和当代中国的联系，在他的认知里是没有的。也就是说，这不是一种共同的想象和认知，所以也不太能构成一个文化地标。



但是，如果这种认知成为一种普遍认知，那当然，这个地方就有成为文化地标的巨大可能。所以文化地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样因为人们的认知在变化当中。

所以，文化地标不仅要等待历史的积淀，也需要凝聚人们共同的文化想象、认知，达致共识。

自南宋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完成一件事，那就是塑造中华文明的主体性。这件事经历了一千年，至今也还没有完成。简单说，就是，何以为中华？具备什么样的文化特征，才能称为是一个“中国人”？

有些人很着急，孜孜不倦于“我们向何处去？”但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从何处来？”

正是一个又一个的文化地标，以其空间中游走的有趣的灵魂和不灭的精神，不断告诉我们，我们由何而来，我们是谁。

说到底，这是存乎一心的事，玄之又玄。不可能短期弄明白的。假如文化地标不关心这些，只在乎光鲜亮丽的建筑，那么，宁缺毋滥就是最好的。


作者：贾葭
媒体人、青年学者，GQ中文版的创刊人之一，腾讯《大家》创刊主编。著有《我的双城记》、《摩登中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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