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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肌理密实、形态完整的上海石库门里弄街坊，它们是1914年法租界第三次自西向东扩张区域的最初部分。在近代，由于它们只进行了一次城市化开发，没有像更早的同类街坊那样经历过翻建，因此完整保留了从乡村向城市转变的空间痕迹，包括河道和乡村道路转变为城市内部巷道，以及基于私有小地块的独立开发形态等。这其中，建筑的共生与衍生现象以不同形式大量存在，成为认识这类近代城市空间特征及其文化意义的重要视角。

近代上海弄堂具有高密度和连续排布的空间特征。究其成因：一方面，类型化建筑单元的复制是弄堂空间形成的基本方式；另一方面，在尺度接近的不同弄堂建筑类型之间，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共生和衍生现象，它们对应了微观层面上城市空间近代化的部分形成机制。因此，对此类现象进行观察，不仅能得到基础性的弄堂建筑空间组合关系，还有助于进一步分析揭示空间集聚的更多内在原因，以及近代城市化历史的阶段特征。

从某种角度来看，上海近代居住建筑的城市化继承了传统民居中的小尺度、分散、私有化的土地所有制方式，类似传统民居中的地块（plot）的有机形态得到保留，地块同时成为建造活动发生的基本空间单位。在这个层面上，早期开发的高密度石库门里弄居住建筑，大部分属于土地所有者为了出租谋利而开发建造的一般里弄建筑，只有少部分是土地所有者为自己建造的自住房屋。为他人建造的成片石库门建筑和为自己建造的独栋石库门建筑在同一地块上的组合，即产生了建筑共生和衍生关系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一种。

以土地所有者自住的弄堂建筑为中心，以在同一地块内是否有附带的、用于出租而开发建造的房屋为区分标准来观察近代弄堂，可以发现4种微观的空间形成模式：

（1）保留原有民居继续作为自有自住建筑，或者将其拆除重建新式房屋，并在周边余地上陆续建造用于出租开发的石库门建筑；

（2）在新置地上建造新式的自住房屋，同时建造用于出租开发的石库门建筑；

（3）单纯建造自有自住房屋，或是对原有民居进行更新，无余地进行其它开发；

（4）单纯建造用于出租开发的石库门建筑，土地所有者在他处居住。

这4种模式中，前两种在同一地块上混合了自有自住的独立式建筑和为出租而开发的行列式石库门建筑，它们相互独立又集聚一体，形成了弄堂居住形态中特有的建筑共生和衍生现象。

与传统时期相比，上海近代弄堂中的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发生了迅速而彻底的变化，但传统的居住建筑形式和建造方式并未立即同步消失，新旧混合的过渡性特征完全反映在建筑图景中。特别是那些自有自住的房屋，建造质量相对更为精良，具有丰富的建筑个性：一方面，在形制、结构和样式上保有大部分江南传统民居的建筑特征；另一方面，逐渐采用更多现代建造技艺、设施和装饰，如钢筋混凝土的运用等。可以说，上海近代的文化发展在弄堂建筑中得到了多样的表达。

一些规模较大的自有自住房屋，拥有比普通石库门建筑更为宏阔的尺度，形制更庄重，其房主往往也具有较突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这种选择将自身嵌入大片弄堂，与周边空间和社会肌理相生融合的自有自住建筑，或可被定义为一种独立的近代建筑类型：石库门里弄公馆。它们随着石库门弄堂的大批建造而产生，既是特定族群在当时的唯一之选，也承载着浓厚的传统的地主思想，是以江南传统文化为背景、在近代都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建筑文化遗产，突显了上海近代城市空间演进的特征。

回溯上海近代的居住形态发展，土地所有权、开发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越来越普遍，不同社会阶层在城市宏观尺度上的居住分异成为总的趋势。更为现代的居住空间和开发模式不断出现在新扩张的城市区域。作为大房东的地主在拥有更多选择之后，与其他房客的居住生活空间迅速分离，旧式的建筑共生和衍生现象也随之逐渐消失。在流动的空间和社会景象中，它终于成为一类被历史隐藏的城市空间结构和文化价值脉络。

今天，围绕着遗产保护议题，城市更新实践里出现了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强烈的文化冲突。对于主张将历史文化因素更多纳入城市再开发考虑、强调采用“旧改”方式保持基地文化地形的人来说，深刻解读既有建成环境的空间特征，从中析出文化价值，业已成为历史空间存废竞争中的实际需求。从旧弄堂中的建筑共生和衍生现象出发，此处需要自问的是：在历史性的弄堂居住形态中，是否还隐藏了其他有待认知的秩序结构与合成机制？



较典型的上海近代石库门里弄房屋的正立面入口形象。这是上海老城内一处独立式的自有自住房屋。近代时期，老城的大多数房屋都被翻造成流行的石库门式样，它们和传统江南城镇民居有极为密切的传承关系。其中，门墙的尺度、建造的精良程度和门头的装饰体现了房主的财力。以这座房屋来看，建筑规模能勉强适应旧式大家庭居住需求，而且在余地上建造了少量附属的石库门用于出租。



由于近代上海市政当局对私有地块的开发限制较少，所以不同类型的居住建筑空间相邻的现象十分普遍。图中远端的维多利亚式红砖建筑是1910年前后建造的洋行公寓，近端为1930年建造的晚期石库门里弄公益坊，由旧式里弄翻建而来。它们属于不同的私有地块，在近代实现了面向不同居住需求的土地开发。总体而言，近代居住形态中不同空间类型的混合发生在中微观尺度上，而在宏观上则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区隔。





上海老城中心部位的居住形态如上图所示，不同时代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居住建筑，样式特征各有不同。这种在较小尺度上得到的空间多样性，源自传统老城土地产权的碎片化和高密度的土地利用模式。下图是原公共租界中的张园片区，该地在19世纪末成为一处提供公共活动和休闲娱乐的场所。后于20世纪初进行了土地重划、拍卖和自由开发，生成一组以自有自用为主的独立式石库门里弄建筑群，部分余地用于出租的小规模开发。



陇西坊，位于原公共租界，是现存体量最大的一处独立式、三进一体的石库门里弄公馆。它嵌在空间密集的石库门里弄街坊中，正门面对一条狭窄的街坊内部巷道，从这里再转折通向外部城市道路。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想象这座两底两厢的民居建筑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尺度，其正立面采用对称形式，门墙和石库门均非常高大，并向后退进，让出一块略宽敞的空地。立面上的水泥灰塑工艺精美，可惜门楣上的额匾题书已经被后人凿去。





上图可见左页图中陇西坊及所在地区的城市肌理。它像一座封闭的堡垒，四周辟有一圈通道，方便各进房屋在侧边独立出入，这条通道可与相邻开发的行列式石库门房屋共用。距离东侧50m，是另一幢石库门里弄公馆，其北部有附带开发的两排、四座联立的石库门房屋。下图是这处大宅的一层封檐板局部，采用仿斗拱和雕有历史故事场景的花板装饰，其上可见部分二楼回廊的苏式花栏，这些已实现商品化供应的木构件在近代上海得到普遍应用。



吉庆里是一条典型的近代时期为招租而开发的石库门弄堂，位于原公共租界苏州河北部的海宁路北侧。由于横向且不规则的地块形态原因，总弄采用东西走向，南侧是土地所有者的自住房屋，北侧的联立石库门房屋单元均对着总弄，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对着支弄。各单元的门楣采用统一的造型主题和建造做法，但走近观看，会发现图案花饰的形式差异明显，且质量参差不齐。显然，工匠并无严格统一的图纸作参照，而是依靠一定程度的各自发挥。





上图即为吉庆里的所有者在同一地块上建造的自住房屋，后被梁家购得，现称为梁式民居。从空间形制和尺度来看，梁宅比同时期衍生开发的吉庆里的其他房屋要显赫，在东侧还拥有一条专用的正门通道。梁宅和吉庆里房屋的建筑材质和做法大约一致，应该是同期建造。下图是一块法租界的宗地界石，它通常被砌筑进屋角基础处。如今被当作天井中的垫脚石，昭示了近代土地私有制和空间形态机制已经解体的现实，弄堂式的居住形态不复存在。



倪宅位于原公共租界杨树浦，现在仍是倪氏家族的共同居所。初看时，无论是房屋的乡土式样还是庭院尺度所反映的土地开发方式，都难免让人怀疑它的城市身份。然而，这种场景在近代上海弄堂里曾经并不罕见：地主在余地上进行开发，就如同图中的背景房屋那样，往往采用时兴的石库门建筑式样，而自己的住房，则或是使用保留下来的传统旧居，或是在新建时依然按照传统式样建造新宅。最终形成的空间带来令人困惑的观感，但其空间形成机制确是已经近代化了。





通过鸟瞰对倪宅及其周边建成环境进行观察，该片区的城市肌理构造模式与一般的石库门里弄街区完全相同，只是部分建筑在形态和尺度上保有鲜明的乡土特征，与强调西化的上海近代城市空间印象具有相当差别。倪宅一间东厢房的室内还悬挂着拍摄于清末的祖辈照片，使这间百年老宅的氛围愈加浓重。倪家的年轻后人对漫长的家族史熟稔于胸，显然与这种生活环境里产生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从位于原法租界的一处石库门房屋亭子间简陋的后窗望出去，是对面房屋精致的正门。这是上海历史城区中最普通的生活空间，也是令人心生感触的历史性城市景观。一处近代石库门里弄公馆的宏伟门墙笼罩在暖色调中，而陋窗所在则是当时附带开发的普通石库门出租屋，两者之间即存在所谓的建筑共生和衍生关系。历史为城市带来很多变化，陋窗对面的旧时宽屋大宅早已被收归国有，而这处旧亭子间已被改造成一户家庭的厨房、餐室兼淋浴间，其中的空间局促可想而知。





上图和下图的场景均取自同一处旧城改造基地，这些位于当代上海城市中心的原法租界中的高密度街区正在被大规模拆除。不远处是著名的“新天地”，崭新的超高层公寓在拆迁清理好的昂贵土地上拔地而起。画面中心的这处石库门里弄公馆，已经被拆除了西侧辅房和南侧庭院，曾经附属的一整片弄堂在随后几天被推倒。法国艺术家趁机在废墟中留下一些墙画，但旋即被房地征收部门涂抹覆盖。无差别的拆旧、整街坊的建新，是上海城市更新的最佳方式吗？



从开埠至今，上海这座城市似乎永远处于一房难求的状态，以至于石库门里弄的每一个角落都是生活场所，比如这里的弄堂入口处，过街楼下又被搭出一层过街楼，它不仅是个扁扁的木盒子，还是一户人家的卧室。楼下的通道两侧，几个竖立上锁的“小房子”分别是厨房和卫生间，而摆放椅子和矮柜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客厅了。相当多的石库门弄堂里都有这样的场景，生活空间和建筑和空间极度压缩，已经没有继续衍生的可能了。





上图是近代安而近路（今安庆路）在被拆迁前那一年春节时的街景，为街坊们定制的鳗鱼干被贴上名字悬挂在路边。下图是长春里的日常麻将。如今，带着相机去越拆越少的市中心石库门里弄游走，正成为很多上海人的爱好，就像尤金 · 阿杰特（Eugène Atget）游走在19世纪后期的巴黎一样。在这些众多参与者的“怀旧”实践中，新产生了大量以快速城市变迁为背景的、基于多元身份视角的个人经验，由此产生的价值认识则包含了一组有趣的矛盾：过去并不那么美好，却成为现在的情感皈依。


本文选自《建筑遗产》2019年第2期（总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