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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筑:非常荣幸马努•索诺萨(Manuel N. Zornoza)先生受邀接受我们的采访。之前我听您的助手向我介绍过您。第一个轻松的话题是,您是什么时候来中国的?为什么选择中国呢? 马努•索诺萨:人的一生就像一串项链,每一个珠子都是一件事情,把所有的事情都串在一起,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我从AA建筑学院毕业之后,在巴塞罗那很多知名的建筑公司工作过,当时我认识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其中也有中国的朋友。在2009年我们也在中国参加过竞赛和投标,那时也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对中国的印象当时也是非常深刻的,因此我就决定来中国发展我的事业了。还有一点是,建筑师一定要去那些需要设计的地方,比如中国。这里为建筑师提供了很大的设计空间,以及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从而这里对建筑师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这是令我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来到这里可以有一番作为。还有,就是我希望通过设计来改变这里的城市生活。 专筑:在中国,您有不适应的地方吗?比如和甲方或者与这里的人打交道的时候。 马努•索诺萨:设计的过程和生活是一样的,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在设计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难点,这也是设计师完成设计的目标——解决这些疑难的问题。我所崇拜的建筑师前辈,他们是将遇到的困难变成设计的亮点。也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没有战争的年代,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和平与平静的,以及我是一位乐观派的建筑师,我想把这种乐观的设计精神传递给我的设计团队。我想让团队中的成员知道,我们乐观的精神是可以植入到我们的设计作品中的,这不仅让作品的表现形式最终变得很好,也让作品从乐观的精神出发。 专筑:既然您是乐观派的建筑师,那么我们就从由《美好家园》杂志发起的“空间秀”这项目开始谈吧。当时是什么原因《美好家园》杂志找到了您,然后让您与郎朗有了这么一次合作? 马努•索诺萨:事情都是有因有果的。《美好家园》杂志是如何找到我们的呢?是他们看到我们当年为一处位于望京的咖啡厅做的设计。他们的主编当时恰好走进了这处咖啡厅,她对这里的室内设计非常感兴趣,便去询问店主是找谁设计的。就是这样,店主把我们的联系方式给了主编,在去年11月的期刊中,《美好家园》刊登了我们的这项设计。我之前和你说的,《美好家园》杂志每年会有几档“空间秀”的栏目。当时他们约到了郎朗,他们在选择设计师的时候,因为《美好家园》杂志是这档栏目的主办方,所以他们会为所选择的设计师配备相应的搭档来搭配。当时呢,主编就找到了我们,她认为我们的设计与郎朗的气质非常搭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一起完成这样一个项目的原因。
专筑:您喜欢郎朗吗? 马努•索诺萨:很抱歉,我和他只有短暂的接触,不能很好地回答你这个问题。不过我与郎朗先生的共同点是,他也是一位乐观派的人。 专筑:我刚才听您说“事情都是有因有果的”,是否可以问您:您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也有了解吗?或者您说的“因果”是以西方文化的观点来理解的。 马努•索诺萨:其实这是人性普遍的一种思考,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影响到下一步要做的。这就像我们在工作室一样,如果这一天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下一天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可以期待的。这也如同做设计,从设计的开始到完成,相当于做决定的过程。你无时无刻都在做决定,所做的决定又会影响到下一步的设计。当完成一件设计作品时,我们是能够说出来“这一点”在当时为什么这样做以及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当时对某一其他元素的考虑。一个项目的完成,是由于它对设计的需求以及设计对环境的考虑。 专筑:在“空间秀”的这次设计,哪些是您特别满意的地方? 马努•索诺萨:其实我们这个项目特别小,整个空间只有82平方米,这让我很难切分哪些地方是最喜欢的。这个空间一共分为三个区域:客厅、浴室、盥洗室。我最喜欢的是在客厅背后的墙前面植入一处用鹅卵石铺地的竹园,你可以拥有这处室内花园。在室内花园另一侧,你可以享受沐浴的快乐。这处室内花园会让你觉得与自然进一步贴近了。
专筑:相对于这次82平方米的小空间,我们接下来说说关于您在大兴做的凯德商贸这座建筑。您参与了中标到方案再到落成的整个过程,在您中标之后,您对整个设计的过程是如何思考的呢?
马努•索诺萨:当时我们拿到投标之后是非常兴奋的。因为作为一个年轻的工作室来讲这将有可能成为我们第一个在中国建成的项目。当时我们对这个项目是很重视的,同时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国所经历的从实践到落成的完整旅程,我们当时为此还组建了设计团队。那时我想这应该是由不同的人完成的项目,而不是单纯由我一个建筑师来完成。我从一开始就排斥这样的想法,我认为一个项目的完成是一个整体团队智慧的结晶,而不是去炫耀某一个建筑师特有的才华。这种想法,我也将它落实在其他不同的项目当中。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在寻找一种解决方式,这种解决方式我们可以将它用在不同体量、不同类型的项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是一套解决方案,而不是仅仅在建筑中体现某个建筑师的特点,这样使得完成之后的建筑在功能和形式上得到了整体的体现。 专筑:假如将大兴的这处项目放在马德里(您的家乡),您又会怎么做? 马努•索诺萨:很有意思的一点。假如我们在马德里拿到这个投标,我们应该怎么做?其实这和在中国大的方向是一样的。以现在这个形态在中国落地,换成在马德里,项目的因素就会不同。在做任何一个项目时,我们会划清项目的界限。首先,经济上的承担能力,我们要做的是符合甲方预算实际的项目设计,所以会产生很多不同的因素;或者再有是项目地点也决定着项目的形态。由于我们选择好地点,我们就会考虑它周边的环境以及气候、阳光、未来使用者,我们会产生不同的全套考虑。假如放在马德里,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全套考虑。当然在欧洲,项目整体的背景与在中国是不同的,比如经济预算、功能要求、是在市中心还在郊区以及环境与气候,这些都是不同的。假如我们用同样的想法在马德里做这样一座建筑,它的呈现方式是与在中国不同的。但是它们的共同点是我们通过对项目背景的思考以及所形成的解决方式,使得这个项目能在城市中存活下来。这是我们在设计中所要寻找的目标。 专筑:一个有趣的问题:北京有雾霾、北京会堵车,相对马德里来说北京会给人带来一种不方便的感受,您是否会觉得“噢,我不愿呆在北京了”,或者此时您会想“在马德里,这时我应该外出走走”。那么,您在遇见这样的情况时,是怎么化解的呢? 马努•索诺萨:其实最直接的回答是,每当有这种高度雾霾的天气时,我想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试图不考虑外面的环境。回归到我最初的想法。因为我在中国已经生活四年多了,我非常喜欢也很适应这里,唯一不适应的就是空气的质量。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产生的,也不会一天得到解决,这需要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出行动。经过一段时间,城市的空气质量和环境会得到改善的。 专筑:您有“防毒面具”吗?雾霾的时候会带吗? 马努•索诺萨:我自己有两个“保护盾”,第一个是我的“防毒面具”,第二个是,我在设计上所花的更多的时间和心思。 专筑:北京雾霾想必使您有点适得其反。假如在马德里,您也许会过多地想出来玩,而不是呆在工作室。 马努•索诺萨:不,不,设计是我最终的热爱,天气原因不会拘束我,我在哪里都很喜欢设计。 专筑:下面我们言归正传。您的助理告诉我您对城市设计或者在建筑中对城市概念的介入,有自己的观点。这处位于大兴的凯德商贸,可以说是一处“微型城市”。您能对此谈一谈“微型城市”的设计理念吗? 马努•索诺萨:我想用倒退的方式进行阐述。当我们有一片很大的空地的时候,有关当局会对这片用地做出规划,比如哪些是商业、哪些是行政等等。在这片大的用地上被城市规划者切割成不同地块,以及拥有不同的功能。我们的项目恰好在这片用地的一块区域中,那么我们打算在这块区域中做建,首先呢,这一片用地的整体功能已经被定义了,我们所能发挥的余地是很有限的。在这样一片已经被定义好的用地中,某一地块上产生的都是不同体块、不同体量的建筑,但是有建筑存在的区域并不等于它会成为一座城市。城市在我的脑海中应该形成一种很有活力的城市肌理,在这里生活的人也应该享受着一种归属感,以及一个让他赖以生存的日常空间。现在整体的规划制定使得人们对“归属感”的感觉越来越弱,因为人们看到的只有建筑,而人们的生活也只有在混凝土森林里面。而我们做的设计正好在已经被规划好的整体计划中,通过我们的设计已经很难逾越已经被赋予这片用地的功能了;但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让使用这座建筑的人们享受到一种很好的建筑体验。 专筑:刚才您提到“归属感”。其实它在中国文化中对每位中国人都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希望有家庭、希望团圆,这难免与注重自我的西方文化还不太一样。您所说的“归属感”,我是否可以理解成中国文化中的“归属感”让您产生了将它使用在您的建筑设计当中去的一种冲动呢? 马努•索诺萨:这不仅是中西方人性共同的需求,也需要根据国情去解释它的意思。中国在目前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社会发展受到经济的快速驱动。因为经济发展得过快,很多事情我们来不及仔细思考,我们只能跟随经济发展的大步伐前行。那么在欧洲的发达国家,它们在一两百年前,那时的经济是以一种很稳定的趋势增长,它的步伐是持续的,从时间上来说是很适合的一种节奏。由此在欧洲国家的城市规划中,他们有很充裕的时间去思考对城市的理解和要求。但是在我们的国家中,由于经济发展的太快而导致我们向时间妥协,我们只能紧跟经济的步伐从而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我们真正需要什么——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我们对发展的考虑已经被经济发展的大步伐所抹灭。 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在聊天时会说“我以前的小学已经没有了,已经被拆掉重建了”,另外的朋友会说“我父母的房子也被拆迁了”。他们都很难过,他们的回忆逐渐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瓦解和破坏。这也是他们不开心的原因——人们的回忆是最珍贵的体验。当我们的过去因为某种原因被抹掉的时候,这也是一件令人很心痛的事。在我的观点中,我们以这么快的速度去发展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我们已经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但是还是要继续发展。这样不妥善地考虑已经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城市变得很大、变成混凝土的森林,使得人们对家的感觉越来越淡弱。这样的感觉也会影响到下一代,而形成“一切太快、太新,使得人们很难有时间去回味对城市的体验”。在那些历史悠久的欧洲国家,我们是能感受到那个国家的回忆的。 专筑:您提到因为发展太快而很难让人感受到“回忆”对于人们的重要,那么您在做建筑设计的时候是如何处理这二者的矛盾的? 马努•索诺萨: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对我说:城市不仅仅只有建筑在其中,城市里应该有阳光、有空气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与我们刚才说的结合,我们怎么将这种让人们代代相传的回忆感保留在我们的建筑设计上。我们不如来谈谈我们在福州做的一座科技产业园。整个产业园中有七座建筑,我们不能单纯地把它们定义为建筑,而是在七座塔楼所围合成的相当于城市的一部分。你可以看到在七座高的塔楼四周围着低矮的群房,我们利用低矮的群房削弱七座塔楼的体量,将低矮群房的人性化特征带入进来,使得进入这里的人们享受到人性化所带来的温馨。这样让人们不会感觉到建筑很高大,人很渺小,从而切断建筑与人之间的这种不舒服的纽带。旧的记忆被瓦解了,对于建筑师来讲,也许我们能为人们做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回忆。
那么如何打造新的回忆?我们想将我们做的设计与当地已有的人们对这里的回忆做相应的结合,比如说这个项目。它正巧被穿越其中的闽江所切割,假如我们不谈建筑,而是注重当地人们对景观“总是有一种美好的回忆”这样的语境。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建筑与当地已有的景观相互结合,使得人们对这里产生一种新的回忆——一个他们觉得并不陌生的回忆,一个伴随他们能够逐渐成长的回忆。 专筑: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每位建筑师都具有乌托邦的情怀,那么您呢,能为我们说说您所畅想的是什么吗?
马努•索诺萨:作为任何一位建筑师来打造乌托邦,他们脑海中所畅想的永远是明天,这也许是在建筑师有生之年很难体验到由他们自己所打造的乌托邦的环境所带来的遗憾;但至少这是一种驱动力,可以使得我们有无限的能量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愈加美好,使得我们的生活环境达到最佳的状态。虽然难以实现,但它给予建筑师精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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