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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Introduction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是纳粹党的天下，野心勃勃的纳粹党在德国一战战败后迅速“振兴”了德国，并企图吞并世界，四处征战的同时，纳粹党们在国内也修建了很多具有特色的建筑，很多人觉得它们“邪恶”并且“疯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1937年，希特勒正在打量世博会德国馆的方案 图源：网络

纳粹，即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简称Nazi，中文自民国时期就被译作“纳粹”沿用至今），在德国一战战败后，国家面临严重压力，纳粹党就此抬头，最著名的领袖莫过于阿道夫· 希特勒——一个来自于工人阶级的画家以及“半吊子”建筑师，在他的统治之下，诞生了许许多多著名的纳粹建筑，而一说到纳粹建筑，总能使人产生不好的联想，它们有夸张的造型，并被冠以“邪恶”之名，甚至被认为整体城市规划都充斥着“疯狂”的气息，它们的背后，是纳粹的野心？法西斯的狂热？或者是其他更深层的原因？


▲ 在总统府的接见平台上接受民众景仰的希特勒，图源网络

自然，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切都要为战争服务，无论是城市，或是建筑。那么，是什么东西支撑起了他们的战争野心？如要解开这些疑问，我们还须从这个国家的历史开始回溯。


1  “邪恶又疯狂”的城市与建筑——德国凭什么？
"Evil and Crazy" Cities and Buildings

工业化程度一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标尺，它是一切现代设施的先决条件，有了它，飞机和大炮才得以制造，铁路和管道才得以铺就，德国就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典型国家。

德国只用了三十年就完成了英国用100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并凭借出色的工业化水平在1871年统一了国家。以铁路建造为例，1870年德国铁路里程为18560公里，1890增加值41818公里，为西欧与中欧之冠；同样的还有煤铁工业，此二者合成了欧洲最强大的钢铁工业，截至1914年，德国的生铁与冶煤业已跃居欧洲第一位。1875年德国钢产量约为35万吨，居欧洲之冠，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产钢国。

优越的工业化水平成为了德国统一的重要支撑，但同时，它更是让城市建筑“疯狂”与“邪恶”的资本与底气。


▲ 上个世纪的鲁尔工业区，德国的工业核心 图源：网络

1.1 阶段一：从迈入工业化到走向统一（1871）

虽然同为欧洲诸国中的核心，德国却和英、法不一样——它在古罗马帝国崩毁后长时间都处于割据状态，比如1521年就有347个松散的小邦国在领土上星星点点分布着，这导致大家“各玩各的”。


▲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德国领土上的邦国分布  图源：网络

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才有所改变，拿破仑把德国原有的大量邦国缩减为34个，同时也带来了集中制——能最大程度调动国家力量的体制；于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当工业革命之风刮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德国能迅速废除农奴制。农业的飞速发展完成了初步的财富积累，紧随其后的是大量的农业剩余，松散的邦国制度不利于交易与发展，各个阶级都期望更大的力量使自身利益扩大化。松散和过度的自由会带来低效，反之，集中，则是最能减少交易成本的方式。

此时，工业化的水平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充足准备——统一已经是符合各阶层利益的一件事了，“铁血宰相”俾斯麦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他运用政治远见与出色的军事才能在1871年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保卫尚皮尼》，1870年爱德华绘，记录普法战争，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德国的能赢得普丹、普奥、普法三次战争实现统一，最大的决定因素就是德意志帝国高度的工业化水平。德国出色的重工业、机器制造业以及优越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建设使德国在三次王朝战争中无往不利。1870年，法国在边境上只能陈兵26.5万人时，拥有密集铁路网的普鲁士在莱茵河已经集中了50万人的兵力，并且优越的钢制克虏伯大炮也在战争中发挥了不小的威力。

与战争同时发生的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促进因素主要是工业化与外部获取，二者相互促进。连年的征战需要更多武器装备与交通设施，这反向刺激了工业化，而工业化第一步就是修建工厂，工厂需要城市、土地、人力；城市间运输武器需要公路与铁路，交通方面的提升便于运输兵力的同时也加速了社会流动，这些都是建立城市的先决条件与基础。随着战争愈演愈烈，城市化的脚步也逐步加速。莱茵河畔的鲁尔区是战争时期工业核心，鲁尔区的城市如多特蒙德、埃森与杜伊斯堡等在战争时期迅速发展，而大批的军事订货与民众受到的不断鼓舞，使重工业的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另一方面，胜利后从法国攫取而来的五十亿法郎的军事赔款，以及拥有丰富铁矿的阿尔萨斯与洛林又近一步反向促进了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进程，使德国有了竞逐欧洲，乃至世界霸主的勇气。


▲鲁尔区的位置与组成，挨近法国与莱茵河，图源网络

1.2 脚步不停的城市化与世界大战的打响

高歌猛进的工业化、战争与城市化不断相互促进的同时，再次伴生而来的还有生产过剩的问题。自1871年起，德国的城市化率为36.1%，城市人口约为1479万；到1910年城市化已经飙升至60.1%，城市人口也上升至3897万，已然初步实现了城市化。国家高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虽然使德国的社会财富迅速增长，却也为社会矛盾埋下种子。据统计，到1907年，德国的就业工人群体已经达到1780万。工人阶级在生产、生活等方面都面临如失业、工伤事故、住房条件恶劣等问题。工人们为了摆脱苦难，处处展开斗争，同时犯罪率也有所上升。财富迅速增长的德国需要国内矛盾有一个出口，在不断优化自身城市环境和建立保险制度的同时，扩张的脚步也一刻没有停止。


▲ 当时随处可见的工人运动，图源网络

而当时，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手段只有战争。首先，当贸易中己方不占优势时，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击甚至摧毁竞争对手的工业生产能力，如此则能在市场中夺回优势；此外，大量的军备需求还能为过剩的产能提供一个出口。

当时的欧洲诸国，基本都完成了工业化，市场日趋饱和，战争爆发则是迟早的事情。作为德国称霸世界最大对手的英国“顺理成章”遭到了德方挑衅，再加以其他国家的冲突与矛盾，终于，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欧洲及周边诸国分为协约国与同盟国及中立国三派，由于各方面原因，以德国为核心之一的同盟国宣告战败，紧随其后的是巨额赔款与割让协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阵营分布 图源网络

“一战”战败给德国带来了沉重的压力，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混乱局面。1928 年，全球市场食品价格开始下跌，德国农民遭受重大损失。德国还需对英国和法国支付战争赔款，而这都需要从美国贷款。1929 年，华尔街金融市场崩盘，大萧条开始，美国叫停了对德国的贷款德国经济迅速衰退。大银行破产、失业率迅速飙升，人们绝望地寻找答案、帮助和希望。


▲1923年的鲁尔危机，德国号召工人消极罢工对欧洲经济造成消极影响 图源网络

在此时，极端党派似乎是为在极端时期提供答案而生。希特勒如鱼得水。1932 年，纳粹党拿下超过 40% 的选票。之后，希特勒成为德国实际的独裁者，而德国已完全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

像当时许许多多的国家一样，秩序混乱时，能最大程度调动力量的集中制是一味良药，那么，鼓吹集中制的党派如纳粹党也更容易抬头。 由于先前的工业体系保留较为完整，加上更加高度集中的统治与意识形态的鼓吹，阿道夫·希特勒使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重新振作了起来，不过，这一次的振作，比起先前更加偏激，在意识形态上更加疯狂。

在当时的德国，高度的集中制下的工业化产生的财富积累易于过剩，过剩则会导致种种社会矛盾，这个时候，集中制自身却也是一种很好调动力量解决矛盾的方式，它能调动力量加速工业化强化自身，也能调转矛头发起战争，工业化支撑起了战争，同时战争又反过来刺激工业化，城市化则是这个运转体系下顺理成章的产物。


▲希特勒从总理府窗口向欢腾的人群挥手致意，他们庆祝他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图源网络

相应的，一旦战争打响，意识形态的建设就尤为重要，建筑则是控制意识形态的窗口之一，而较高的工业能力与易于调动力量的集中制又支撑起了纳粹建筑的“疯狂”与“邪恶”。


2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建筑？——极端意识形态下的城市与建筑形态
Urban and architectural forms under extreme ideology

从宏观角度来看，当时的德国并不是孤例，如当时的苏联与美国，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集中制去缓和矛盾与发展生产，如“斯大林模式”与“罗斯福新政”都有迹可循，并且与当时的德国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此时的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为战争服务的，城市里的建筑亦然，它们更多的是转移社会矛盾的工具与控制思想的手段，折射了当时极端的意识形态。有许多影视作品都反应了当时紧张的社会状况，如《Jojo Rabbit》，军国主义的教育从孩子抓起，男孩们被教育如何打仗、杀人，女孩们则被教育如何支持战争后勤以及如何生孩子。


▲ 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得从娃娃抓起，电影《jojo rabbit》剧照图源:网络


▲ 女教官正在训诫孩子们，女孩子们应该做哪些“正确”的事情，电影《jojo rabbit》cut，图源网络

2.1 转移社会矛盾

“柏林作为“世界之都”将只能媲美古埃及、古巴比伦或古罗马，而不是伦敦和巴黎！”     ——希特勒

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来说是不良影响，当产业向军工业倾斜，势必会对其他产业进行挤压，此外，战争本身也需要丰厚的财力作为支撑，对国家经济也是不小的压力，多重作用之下，将会产生大量失业人口。


▲日耳曼尼亚的规划沙盘，可见希特勒对轴向性、朝心性的追求，图源网络

当大量青年人都无事可做，社会注定是不稳定的，统治阶层迫切地需要给他们“找点事做”，这个时候，“搞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某些特色鲜明的工程甚至还能歌功颂德，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首都日耳曼尼亚的建设——也就是柏林，是希特勒在德国战胜之后作为“世界中心”的疯狂构想，他想把柏林打造成一个新的世界之都。

日耳曼尼亚有着50公里长的东西轴线与40公里长的南北轴线，希特勒希望整个城市都用大理石建筑，造出比凯旋门还大2倍的柏林凯旋门，尺寸接近400英尺，除此之外，城市的中心是高约290米，能容纳18万人的“大礼堂”，这个想法近乎疯狂。

相应的，这样“宏伟”的城市的建设成本是巨大的，仅仅是“大礼堂的”的建设就需要另外地去开设“大会堂工人城”去安置8000名建筑工人，以此来一定程度上缓解失业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


▲日耳曼尼亚建成效果图，在当时，这座城市设计的某些理念还是比较先进的，图源网络

2.2 战时经济下的意识形态规训

城市建设与建筑不仅能转移部分社会矛盾，更是精神上控制他人的助推手段之一——即意识形态的规训，建筑也同时成为了权力的表达工具。作为半吊子画家的希特勒对建筑有强烈的兴趣，在其执政期间，有许许多多的作品都有他参与，显示出了他个人的强烈欲望。然而，建筑们挟裹的“邪恶”力量并不是完全取决于希特勒的个人欲望，即使换一个人，依旧会是如此——在二战极度紧张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下，意识形态的规训是不得不迈出的一步。


▲  1938年，希特勒与首席建筑师Albert Speer正在讨论建筑图纸 图源豆瓣

“到处都在努力寻找一种民族风格，这种风格依赖于某种传统，显然是为人民服务的……这阐明了建筑师的政治角色。”        ——希特勒


2.2.1总统府——集中统治、欧陆霸权与战争

乡村建设讲究地域性的身份认同，而身份展示和象征性对于权力建筑更是设计中心，甚至可以盖过功能性，经济性等其他所有因素。德国军工部长兼首席设计师施佩尔（Albert Speer）于1938年1月到1939年1月建造完成了柏林帝国总理府的改造。作为纳粹权力的象征和纳粹建筑的代表，全面体现了极端权力影响下的建筑样貌，总统府不仅在设计风格上表达了对历史上宏伟政权的崇尚，更在其空间布局上对其它使用者起到了震慑作用，进一步强调了自身的“至高无上”。


▲  新总统府大门，图源网络

新总理府采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案，建筑按照法国凡尔赛宫的布局，拥有有漫长的走廊和巨大的空间。这是对凡尔赛宫的辉煌——路易十四统治之下作为欧陆霸主的法国的投射。建筑师赫尔曼·吉斯勒在新总理府改造完成后写的捧场文章中称赞道：“在建筑从开工至骏工的一年里，世界充满了恐慌，整个欧洲处于紧张状态…它证明了，在经济低迷和社会动荡时期，仍然可以取得文化建设的成就。” 新总理府的建立为当时盲目的、恐慌的德国人竖立了一个象征物，一个代表和平统一的符号。正如鲍德里亚所认为的，上帝的最高权力不能用任何东西来代表，它需要被模拟来创造一个“可见的神学”。新总理府作为“纳粹之神”的府邸，正如凡尔赛宫代表“太阳王”路易十四，这代表了纳粹巨大的权力和野心。


▲ 总统府大理石长廊与凡尔赛宫镜厅，图源网络

网格化的轴线布局和对称构图体现了高度计划，高度控制的意识形态。所有的东西都是放大的，深大的门窗筒套、 挺拔的檐口线脚和生动的韵律强调了空间感染力和宏伟性。超常的尺度和豪华的装饰带来了为我独尊的压迫感。


▲ 总统府立面图与平面图，有着夸张的尺度与序列处理，图源网络

对总统府的其他使用者的“威压”导致了新总统府传递出的氛围是冷漠的，甚至是敌对的。当施佩尔担心抛光大理石地面不够安全时，希特勒狞笑道：“正是要这样。”他一语双关地说：“应该让那些外交官在光滑的地面上练练走路。”在新总理府希特勒的书房里，年迈体弱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克在希特勒的威胁下，拱手将捷克的命运交给了德国。希特勒与手下利用建筑创造的环境进行疲劳战术，哈克从入口穿过百米漫长的廊道， 要经历忽大忽小的空间变化和眼花缭乱的空间装饰，最终他在意识模糊中签订了投降条约。


2.2.2  日耳曼尼亚大礼堂——同一个祖先，同一个梦想


▲ 在日耳曼尼亚中心的大礼堂模型照片，图源网络

这座建筑是美国国会大厦的翻版，同时，这更是古罗马风格——一个试图建立起对共同祖先的自我认同以及对一统欧陆强大帝国的追忆。

作为“世界之都”的中心建筑，希特勒对其期望很高，这寄托着希特勒对伟大帝国的希冀以及勾起帝国的子民们对同一个祖先——罗马帝国的血脉共鸣。他十分上心，并且专门为其绘制了素描手稿，与罗马万神庙相差无几——除了那巨大的尺度。


▲  希特勒的“大礼堂”手稿与罗马万神庙，图源网络


▲“大礼堂”内部效果图与罗马万神庙内部，相似的风格&尺度的差异，图源网络

希特勒希望把先进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主张通过科学研究、产品设计和工业合理化超过美国的经济。然而另一方，包括希姆莱、达尔和罗斯伯格，他们对德国的血统和种族有一种神秘和崇拜，梦想由纯粹的日尔曼人在德国重建奇功伟业。而希特勒则要拉拢住这两个阵营实现他自己的梦想，把德国变为新的罗马帝国，让日耳曼子民们在千百年的割据中找回大一统的自信、雄心与民族凝聚性。


2.2.3  纽伦堡的路易特珀尔德集会场——军国主义与屠杀

纽伦堡历史上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直辖的统治中心城市之一，因此，为了证明自身统治的合理性，纳粹集团一年一度的党代会都是在这个城市的路易特珀尔德会场（Luitpoldarena）和齐柏林菲尔德（Zeppelinfeld）进行，这两个场所的设计重任则交给了帝国的首席建筑师——施佩尔，他必须完成元首的任务——通过建筑对统治集团的成员们进行意识形态的规训。

亚述帝国早期首都的主要建筑图纸则勾起了施佩尔的兴趣，亚述人虽然历史极其久远，也是军国主义的始作俑者，这个崇尚战争与杀戮的种族的建筑激起了施佩尔的崇敬之情，宏大、有着绝对厚度、严密精确又重复垂直的方形柱列无不使施佩尔着迷，就在这种痴迷与崇拜中，施佩尔很快完成了设计稿，并在二战中修建完成数次投入使用，不过，好景不长，二战的战败宣告了它短暂使命的结束。


▲ 1921，亚述的图库里提-尼奴塔神庙的重建图纸，图源[10]


▲ 1938年的路易特珀尔德会场,图源[10]


3 结语
conclusion

随着苏联的钢铁洪流涌入德国，希特勒统一世界的梦想也宣告破灭，这位想做“建筑师”的国家元首饮弹自尽，首席建筑师施佩尔也在纽伦堡审判中迎来了数十年的监禁。伟大的“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的“遗迹”以及其他许许多多“邪恶”的纳粹建筑在那之后或是在炮火中被摧毁，或是在万人唾骂中迎来了改建或拆除，只有少数被保留了下来——它们就伫立在那里，安静地倾听着后世人对它们的议论，可能是唾骂它们的“邪恶”，也可能是感叹这近百年犹如滚车轮般不断循环往复的历史……

自然，战争与城市、建筑有着奇妙的关系，世上并没有凭空而来的邪恶，那些被世人评头论足的建筑的身后，躲藏着的是这个国家经济命运的影子，它们是教科书上的各种“风格”与“主义”，也在缓缓低诉着那些时代里，千千万万个不同的人的相同故事，他们可能是“伟大”的为帝国生育了18个孩子的母亲，可能是战场拼杀的士兵们，也可能是振臂高呼的起义工人，大家都化作时代的尘埃，一同被写进了历史，写进了建筑之中。


▲ 施佩尔为检验柏林土壤强度是否能够承受“世界之都”宏伟的建筑们而设计的“承重体”，如今已经成为了历史建筑供人参观，它的周边已然生机勃勃，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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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ntoszczyszyn, Marek. "Manipulations of totalitarian Nazi architecture." IOP Conference Serie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Vol. 245. No. 5. IOP Publishing,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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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创 / 啊葱
# 大脑宕机恐惧症患者，新晋社畜，喜欢探索城市里的奇怪角落和思考奇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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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创 / Dipo
#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研究生，英语狂热信徒，学术研究员，城市观察者，赛博技术游牧民族，加班画图会死星人。

编辑 / 白雎   审核 / 尤加利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