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建筑耕田
                                                                                                                                 
1999年1月，柏林犹太博物馆初次落成开幕，里面空无一物，外面却有好几千人排着队等待参观。当大门首度开启，人潮涌入时，工人还在进行最后的细部修饰。  第一年，便有三十五万人慕名而来。  两年后，德国当局把博物馆塞满了展览品，重新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开幕仪式，把犹太博物馆从地方机构升格为联邦机构，并正式命名为<柏林犹太博物馆：日耳曼犹太人历史两千年>。  历时十二年，五次更名，四次政府改组，三任馆长，这栋备受争议与瞩目的建筑终于尘埃落定。  就是这栋建筑，使大器晚成的建筑师李伯斯金一炮而红。



李伯斯金,生于1946年，犹太裔波兰人。小时候随父母移居美国，他的父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自述‘虽然成年后一直以建筑设计为业，但直到52岁才算真正地有自己的作品’。犹太博物馆奠定了他的国际声望，从此来自世界各地的建案邀约不断。

一栋纪念历史伤痕的建筑，究竟应该长成什么样子？  犹太博物馆原本只是个小项目，当局想在柏林博物馆旁附设一个独立的犹太部门，参加比图的建筑师来自世界各地，所有人都提出类似的想法：一个抚慰人心、吸引人的中性空间。

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李伯斯金无法以中性立场来看待这个议题，把焦点仅放在数字和品味上。他引述哲学家阿多诺的话说，“要是谁能以中性立场来看待大屠杀，能够且愿意用统计术语来讨论，那么他就接受了纳粹的立场”。  他的设计不但不抚慰人心，还直接把这道伤痕具象化为曲折破碎的空间，展现在世人眼前。



从空中俯瞰，柏林犹太博物馆就像一道被割裂的伤疤。



墙上的窗，活像用乱刀劈过的伤痕，诉说着犹太人千百年来的痛。





在他的回忆录中，李伯斯金这样形容自己的作品：  在我设计的曲折建筑之中，是片虚空间(Void)，像某种快捷方式，但其中什么也没有。这片虚空间支离破碎，穿过侧廊，穿过走道，进入办公室，又从中折出。我想，整个犹太博物馆的精神都在那片虚空间之中。

“我设计了一个通道，尽头没有路。 ”





“我设计了一个空间，‘大屠杀塔’，里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屋内唯一的光线从顶上一道裂缝透进来，但从底下几乎看不到这道裂缝。



“我设计了一座花园，植物种在49根柱子上，可望而不可及，而且地面倾斜，让参观者有迷失方向、甚至头晕的感觉。这座花园是要纪念那些被迫离开柏林的犹太人，我希望提醒参观者，德国犹太人的毁灭，以及到一个跟自己完全没有渊源的陌生国度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栋新建筑最离经叛道的地方是没有前门。参观者必须先进到柏林博物馆原来的巴洛克建筑，再走进地面下的三条通道。这两栋建筑物所涵纳的历史，彼此之间的联系虽然不是一眼可辨，但实则密不可分，而且留在柏林的根柢永不磨灭。”



别人都说，这种房子根本盖不起来。李伯斯金心里清楚，他虽然赢得竞图，但如果就此放手，这栋结构诡异的建筑大概永远沦为纸上谈兵，不了了之。最后他孤注一掷，放弃洛杉矶盖提美术馆待遇优渥的职位，举家迁到柏林，决心亲手完成他平生的第一个大案子。
  




这一待就是十二年。  十二年不畏外界质疑，全心投入，连建房子的工人都受到感召。李伯斯金回忆说，有一天他在工地巡视，切割玻璃的组长走到他身边，把手搭在他肩上。“你毁了我的人生！”这位切玻璃已经上瘾的工人大笑道：“这是我做过最棒的工作。再也没办法回头去做一般的窗户了！”

博物馆用到约一千片玻璃，其中大概除了五片，所有玻璃的形状都不一样。每一块玻璃都是这位仁兄亲自切割，花了一整年的时间。



有一天，两名犹太老妇人来参观博物馆。她们生在柏林，侥幸逃过大屠杀后侨居英国，在伦敦标准晚报特别安排下，她们战后第一次回到柏林。  李伯斯金陪着她们缓缓走进大屠杀塔。我们进到里头，一道金属门在我们身后重重关上，毫不留情。当时是冬天，塔里没有暖气，可以听到塔外对街学校的孩子嬉戏声、菩提大道上的车水马龙、博物馆里的交谈声。我们就跟战时的德国犹太人一样，都从正常生活隔离出来。两位老妇人泪如雨下。  这样的情境，我们只能想象，唯有犹太人懂。





那是他们整个民族独特的集体经验，而李伯斯金以一栋建筑，具象了如此错综复杂、恐怖莫名的体验。





对他而言，重要的是，每一栋建筑都捕捉、表达众人的想法与情感。如果设计得当，这些看似坚硬、没有生气的结构拥有启发的力量，甚至疗伤的力量。  这句话无疑为“伤痕建筑”作了最佳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