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工程智库
                                                                                                                                 
“有故事的建筑

”这座名叫“中国尊”的建筑将北京的天际线向上提升了将近200米，并帮我们刷新了对现代化超高层建筑的理解。它让我们意识到，原来建筑也可以像深沉而谦恭的男性一样，故事丰富，迷人体面，并且有着独特的逻辑。



（“中国尊”项目位于北京市CBD核心区，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下8层，地上108层，高度528米，钢结构用钢量预计将超过14万吨。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北京市第一高楼、首都新地标。）

2017年1月10日，上午10点，孙晓亮收到了一条微信。上面的内容是：“根据现场实际进展情况，钢平台第九十次顶升计划将于2017年1月10日晚上正式开始。”



孙晓亮中建三局智能钢结构顶生平台操作员

“我没有跟家人说操作平台有危险，因为家里人知道了比较担心。所以我就说，特别好弄，就是几个按纽，操作操作就上去了。”

下午2点，孙晓亮穿上了中建三局的蓝灰色棉服，走出宿舍，来到了光华路上。在他的左侧，是一座座正在建设中的高楼，在他的右前方，是中央电视台新台址。这座建筑以其充满实验感的外形和并不那么雅致的绰号广为人知。在他的正前方，是刚刚落成的295米高的国贸三期B座和曾经一度独霸北京东部天际线、330米高的国贸三期A 座。



穿过闸机，孙晓亮来到中国尊B1夹层，乘坐跃层电梯到达42层，再换乘位于核心筒（建筑中央部分由电梯井道、楼梯、通风井等设施组成的筒状结构）的施工电梯，来到了位于顶部的顶升平台。走过一条狭窄的金属楼梯，他打开了中控室的门。今天的第一件工作，是启动液压油缸的加热系统。

平台上面的工人还不是很多，红色的吊车俯瞰着北京。曾经一度令工地停工的“跨年霾”终于消散了，北京再次拥有了冬季里脆蓝的天空。从这个角度看下去，整个城市因为失去了高度而略显扁平。

下午4点，工长们开始带领工人按照微信上的要求，为稍后进行的顶升做准备。届时，中国尊的顶升平台将完成它的第九十次“爬升”。而由于本次爬升的楼层较高，这次顶升将分两步完成，第一次3775毫米，第二次2650毫米。

超级造楼机

每天从CBD周围经过的人都会注意到，北京东部的一座建筑正在悄悄超过国贸三期A座，成为天际线上的全新制高点。这座由下向上逐渐收拢然后向外绽放的建筑有一个非常中国的名字——中国尊。在它的顶部，有一个深红色的金属框架。从远处看，框架上的四根巨型吊臂像四根直愣愣的小辫子，淘气地伸向天空。虽然看上去不起眼，但如果有机会来到这里，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巨大的金属迷宫之中。它像一座38米高、60米长、60米宽、总重三千多吨的空中堡垒，端坐在北京将近500米的高空。这座堡垒的名字叫作智能钢结构顶升平台。



据中国尊大厦项目执行总工许立山介绍，这座由中建三局特别为建造超高层建筑而研发的顶升平台可以覆盖中国尊7层半的高度，其中，4个半楼层的空间可供钢结构、土建、机电三个工种的数百名工人同时进行各自的工作：最上面两层专门进行钢结构的吊装和焊接，第三层用来进行钢筋绑扎，支设模版，浇筑混凝土，第四层则是对已完成的混凝土结构进行最终的修整，比如拆卸对拉螺杆、修复清理混凝土等。在顶生平台的夹层中，装有建造过程中所需的很多工具设备，如混凝土布料机以及电焊机，而在平台上方，还“站”着两台自重300多吨的吊车。

在四个层面的工作全部结束后，顶生平台就会自己向上“爬升”一层。位于平台底部的12套液压油缸将平台向上顶起将近5米，然后，16个机械手爪会“抓”住核心筒四周由巨型对拉螺杆固定好的爪靴，将平台固定在新的高度，以便工人们重复新一轮建造：钢结构安装，绑扎钢筋，混凝土浇筑，修复和清理……直到核心筒108层结构全部完工。

孙晓亮，便是这座“造楼机”的操作者。他是中建三局整个项目中唯一一位能够操作这个平台、进行顶升的员工。

2013年年底，当时只有27岁的孙晓亮被公司抽调去常州学习了2个月，学习内容是如何操作这座刚刚研发出来的智能钢结构顶升平台。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平台的第一次顶升竟然用了36个小时的时间，动用了100多号人。“当时特别谨慎，我们顶两三毫米就要停一下，看看塔吊有没有偏移，数据有没有变化，毫厘之差也让人超级紧张，几个小时下来，几乎跟没动一样。”在12个油缸的支撑点上装有监控设备，只要支撑点的位置发生超过3毫米的偏差，系统就会报警，自动调节阀门的给油量。即使对于系统的精确度非常有信心，孙晓亮依然忍不住会紧张。平台的一点点晃动和声响也会让他出一身汗。最令他担心的，是平台上面的两台几百吨的塔吊。如果发生严重偏差，塔吊就会倒下来。



21:00，中控室的门关上了。屋内只留下了孙晓亮、总指挥贺晓飞和一名液压维护人员。在外面的平台上，七十多位工人戴着头盔、挂着安全带站在挂架和各支撑点上随时待命。

“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做好准备，我们现在马上开始顶升。”在通报了需要注意的细节后，贺晓飞通过对讲机宣布：“顶升开始， 请大家注意观察，如有问题请及时喊停。”

与此同时，孙晓亮按下了启动泵的启动按钮，4个液压泵开始运转，溢流阀发出了温和的嗡嗡声。“开始顶升。”随着总指挥的指令，孙晓亮按下了操作台上的一个绿色按钮，然后抬起头盯着显示屏上的压力数据。在12个油缸的推动下，三千多吨重的平台开始以每秒1毫米的速度上升。

超级主板

2010年8月2日，北京市昌平区九华山庄，十六区停车场，人流摩肩接踵，不停有人抬着大大小小的用白坯布罩住的盒子步入会展中心的大门。

其中有一个将近3米高的巨型盒子，险些没能进得去。会展中心的大门只有2米高。被堵住的人群像焦躁的沙丁鱼，四散到各处，寻找着入口。上午9点半，北京市国土局、规划委、CBD管委会组成的联合招标工作组便开始了工作，“CBD的最后12块宝地”在万众期待中入市。东三环以东、针织路以西，光华路与建国路之间的这片被称为“CBD核心区”的土地，位置令人艳羡，政府的产业设置非常合理，堪称北京最优质的商业用地。潘石屹按捺不住发了微博，称其为：“历史上最庞大的土地投标”。神秘的巨大盒子，是各个投标公司搬来的建筑模型与沙盘。



与以往不同，这次的招标需要先审规划，再行投标。第一轮投标的本质是争夺入场券。获得这张入场券的代价却是前所未有的：开发商对于12块地的整体规划获得通过，才有资格参与单独地块的竞标。最终，61家单位、280个方案参与竞标，投标款的总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前来竞价的企业堪称地产行业的who’s who。民企中最为瞩目的当属万达、万通、SOHO中国。由于政府放弃了挂牌竞价而改为招标，中信集团、民生银行、泰康人寿等国企也跃跃欲试。汇丰银行、正大集团、三星集团等跨国企业，和记黄埔、九龙仓等香港房地产公司也纷至沓来。

在CBD核心区中，Z15地块像是蛋糕顶上的樱桃。按照招标文件要求，Z15地块上将建成500多米高的“北京第一高楼”，超过北京最高建筑国贸三期A座将近200米。

谁也不知道，政府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CBD。

建国后，这里曾是一片绵延的工厂。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低矮的楼房、林立的烟囱是80年代这个地区的标志，如今的“国贸地区”在彼时被称为大北窑。1999年，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在这里投资的国贸二期完工，与一期呼应的双子造型和通体玻璃幕墙赋予了这栋建筑强烈的现代主义风格与浓郁的资本味道。

于水山博士在《长安街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中写下：“根据中国传统的五行理论：东方属木，象征春季，寓意生长与生命；而西方属金，象征秋季，寓意凋零与死亡。历史上的西长安街主要与刑罚、军事、威权联系在一起，而东长安街则与商业、民政、庆典息息相关。”这一切与今天北京的城市规划并无太大出入，CBD核心区位于东长安街延长线，成为了全中国离权力中枢最近的中央商务区。竞标中的一波三折，令所有人拭目张望。

2010年12月7日，第二轮投标。中信集团、大连万达和海航集团的报价分别是63亿元、45亿元和59.5亿元。半个月后，中信集团拿到了Z15地块的中标通知书。Z15一时间成为了北京的新地王。但是与CBD地区最高8万元每平方米的售价比起来，这依然是一个称得上合理的价格，Z15被由此称为“平民地王”。

如今，站在正在施工的中国尊上环顾四周，可以看到CBD核心区的建设状况。在它西侧的两排建筑中，远洋地产的大楼高度将达到336米，而在它东边的两排建筑中，一座建筑的最终高度将达到300米。这些建筑同中国尊一起形成一个“U”字，共同围绕着一片中央绿地。而这18座楼宇就像是电脑主板上的芯片一样，“插”在地下一个长600米、宽500米的超级“主板”上。板块与道路是连续的，建筑本身是独立的。

在中央工艺美院（清华工艺美院）及其周边建筑被拆除后，这片土地曾被挖出一个巨大的深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有着100多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平均五层的地下世界。它不仅有将市政、电力、通讯、燃气、给排水等各种管线集于一体的地下管道综合走廊，还有一个井字形的人行系统。未来，在CBD核心区工作的十余万人将无需出地面即可贯通出行。而在这个巨大板块的东南西北，都将建设公交、地铁和庞大的机动车交通系统，每个地块的使用方不一定要从自己的办公地块进出，而是通过这个系统统一运行。在现有的地铁1号、10号线之外，核心区四周还规划了3条新的地铁线、3个公交首末站，并将建设无交叉的地下车辆环廊。这种地下空间的综合开发利用，结合了城市公共管廊与交通一体化，是国际的大势所趋。



邵伟平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AD)总建筑师CBD核心区规划及城市设计项目的责任建筑师中国尊的设计总负责人

“虽然超高层建筑代表了人类未来的需求，但是对传统必须有足够的尊重。我们建筑设计师的存在，就是通过专业技能实现一种城市理想。”

这种规模的地下设施不仅在国内绝无仅有，在国际上也并不多见。“它其实就是一个连续的城市。”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AD )总建筑师、CBD核心区规划及城市设计项目的责任建筑师邵伟平介绍道。

30公顷的土地被规划为地上面积270万平方米、地下面积100多万平方米的巨型综合空间。北京雄心勃勃的都市计划在邵伟平办公室的木制模型中已初露端倪，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工程，中国尊才能够存在。”

超级设计

巧合的是，邵伟平还身兼中国尊的设计总负责人。

据他介绍，当年中标时的样子，和正在建设的中国尊相比有很多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顶层的线条变成了花瓣状曲线。之前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中国尊的效果图上，那里还是一条齐刷刷的直线。邵伟平介绍道：“我们（把它）做成一条比较自然的曲线，增添了不少美感，像一朵花儿一样，更自然一些……这个楼相对来说比较得体，没有任何过度夸张的地方，这个跟北京的气质有关系。”

意识形态、帝制时代审美观、民族自豪感，共同组成了北京建筑的多重动机。这里是中国传统面貌最浓郁的城市，时间的万花筒在北京变得遗世独立而市井精巧。1421年，明朝永乐皇帝迁都于此，这座城市便再也没有缺席过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拐点。邵伟平认为：“我所理解的建筑，要与城市的历史纹脉有所呼应。北京是一个千年古城，拿什么去捍卫传统的价值？我们有紫禁城、有天坛。对于中国尊来说，我们希望它能够自然融入这里的环境。超高层建筑代表了人类未来的一种需求，但是对传统必须有足够的尊重。建筑设计师的存在，便是通过专业技能实现一种城市理 想。”



邵伟平的工作，更多集中在审美范畴之外。作为设计总负责人，他需要协调几十个设计团队的工作，让图纸中的美好设计变为能在北京最好位置上屹立至少 一百年的建筑。“这个超级工程基本上包括了建筑类里面所有的工程难题，我们都要面对”。

邵伟平的办公室位于南礼士路，刚好和中国尊位于同一纬度。因此，当中国尊的高度终于超过国贸三期时，他只要一回头就可以透过窗户看到自己那远在十几公里之外的超级作品。

身材高挑的邵伟平待人谦恭温和，说话不急不徐，但信息量十足。2016年底，他刚刚获得了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的称号。《建筑创作》杂志主编王舒展这样评论邵伟平：“他是一个专业问题上的深度专家，是一个无冕之王。表面上是一个中年帅哥。但你跟他交往久了就会发现，这个人像一个深井似的，怎么淘怎么有。”

这样的气质恰好适合他项目总协调人的身份。从最初用来投标的概念性设计到最终可以分发到施工人员手中的细节图，这中间要经历非常繁复艰辛的过程。为此，中国尊的业主——中信和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北建院牵头进行总体协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设计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几乎是国际超高层建筑设计界的梦之队，其中著名的机构包括了 KPF建筑师事务所、ARUP奥雅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MVA弘达交通咨询机构、柏城（亚洲）有限公司等等。在参与中国尊设计咨询的37个团队中，有很多领域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复杂统筹体系。大到结构、电梯、消防、物业，小到擦窗机、气流、空调和观光，每一项都有相应的顾问。

而中国尊提出的种种难题，也是依靠各方的努力最终得以一一解决。中国尊中间细两端粗的造型特点就给擦玻璃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带来了麻烦，因为它中间最细部分和顶端相比有大约7米的收缩，令传统的直上直下的擦窗机吊篮根本无法靠到这些向内收缩的部分。

而擦窗机公司和幕墙公司合作给出的答案令人叫绝：一方面在幕墙龙骨上为擦窗机设置卡槽和滑轨，为擦窗机留出沿纵向上下“行走”的固定依附，一方面在最细的73层增加一套独立擦窗机。这个吊臂可以伸缩、有点像移动吊车的设备能够吊着吊篮沿着大厦“腰部”行走一周，如同“Sky Walker”一般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擦窗任务。

由此看出组织多方顾问的重要性。它可以利用不同顾问公司的专业知识，在设计伊始避免一些无法挽回的错误，节省前期开发时间，降低建造、安全等各方面的风险。



在我遍访中国尊主要参与者的过程中，每个方面的顾问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及一个设计手段：BIM技术（建筑信息模型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帮助所有的设计参与单位用一个全数字化的建造模式打造中国尊的每个细节。“这个项目在BIM上的实践绝对是领先的，而且不亚于国际上任何其他项目。”邵伟平 讲道。

在中信和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能钧看来，BIM技术就是在盖楼之前在电脑上先模拟盖一个。在这个虚拟的楼里面把问题解决掉，现场的问题就会少很多很多。基于这个平台，所有的参与设计单位都可以将自己的部分融入到中国尊的虚拟结构之中，并在这个平台里预先研判它们的适应性、兼容性以及建造的可能性。“设备采购时，要把它的模型先放在BIM空间里看看究竟行不行。通过BIM，我们得以把很多理论上的展望实现了。”邵伟平介绍道。

建筑如人，北京拥有众多颇具争议的建筑。并非全部都是理想化的。自1979年以来，经济在30多年间爆发式地增长，加入WTO的6年之后，幼稚产业保护消失，加剧且浓缩了北京的城市化问题。建筑作为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视觉焦点，用它们自己的方式记录了城市的成长与偏移。北京的建筑，恰恰在这并不漫长的时间里，遵从了一种经济规律、一种物理成长。

超级结构

最大的难题来自结构设计。作为这个项目的工程顾问机构，奥雅纳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公司的职责就是确保这座建筑在建造之前就拥有坚韧而安全的结构。奥雅纳曾经为中央电视台新址、鸟巢、水立方、国贸三期等建筑做过工程顾问。“结构工程师的任务就是让这个楼站起来，让人在里面活动自如。”奥雅纳的董事、结构工程师刘鹏说道。

通常来说，几乎所有超高层都是越到顶端面积越小，这从结构上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越往上风越大，地震时摇摆的力量也会越大。但中国尊则不同，在70多层收紧后又向外绽放。这种造型的好处是顶部楼层的面积特别大——中国尊最上层将建造一个面积3000多平米的观光空间，而通常，这种超高层建筑的顶层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特殊造型增加了楼房的面积，对业主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对结构工程来说却充满挑战，为此，奥雅纳前前后后总共提出了854个方案。

令困难加剧的是北京的地理位置。由于这座城市位于抗震设防八度区，中国尊对抗震的要求也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超高层。地震的级别呈几何状增加，每一级的强度都是上一级的两倍。如果说一级地震是一只手在摇晃地面，那么七级地震就是32只手在作怪，而八级地震则是64只手在发威。这也是北京没有那么多高楼的原因之一。中国尊也因此而创下了一个世界纪录：全世界八度设防区内的最高层建筑。

前所未有的高度，独特的造型，抗震设防八度区的地理情况，注定了中国尊需要在结构上进行全新的构思和创想，并最终被赋予一个与众不同的骨架。
如果能有一台巨大的X光机给中国尊拍一张X光片，你会发现，这张X光片的长度至少要有600米。因为在地面上的528米之外，它的骨骼还深深地扎根于地下。在7层的地下空间下，有一块6.5米厚的巨大水泥底板，从这个底板上，“长”出了800多根长达40米、直径1米或1.2米的水泥桩，穿过华北平原的砂石，直抵下面的岩层。

超级概念

谈及超高层建筑，中信和业副董事长、总经理王伍仁认为：“把10个火柴盒叠在一起可能不难，但把100个叠在一起可没那么容易。”王伍仁的经历让他成为了中国超高层建筑领域里的传奇人物。



王伍仁

中信和业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国人对于超高层的理解依然太有限了。把10个火柴盒叠在一起可能不难，但把100个叠在一起可没那么容易。”

王伍仁有着丰富的建筑一线工作经验。作为曾经的中国建筑集团总工程师，他曾在资金部、审计局、科技部、总承包部、海外部工作，学过金融，了解建筑和工程中的各个环节和技术。2003年，中建集团组建了市场部。为了拿下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项目，王伍仁以市场部经理的身份和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董事长森稔先生进行接洽。在商谈时，外方对他居然了解EPC（工程总承包管理）非常惊讶，而王伍仁却丝毫不以为然：“我是中国第一批做海外总承包的，1984年就在海外做工程总承包。”2008年，他甚至还出版了一本关于工程总包的书—《EPC工程总承包管理》。

也正是因为他的“懂”，让中建集团的建筑联合体拿下了上海环球这一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项目，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以总包身份承包超高层建筑的企业。
王伍仁不光“懂”，而且“能”。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从挖电梯深基坑到交付使用，只用了42个月的时间。那之后，他被借调去天津高银金融117大厦作业主方。到任4个月，他就把一个停工数月的12万平米马球会大酒店“抢”了出来。



王伍仁还是中国第一个海外总承包项目的参与者，并在后来变成了掌舵者。在伊拉克，他在未经通知的情况下被直接宣布为当时中国在海外承揽的难度最高、规模最大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这个施工区域12平方公里的项目由于中方对单价合同理解的错误，被迫停工了10个月。35岁的王伍仁始终工作在第一线，亲自开车拉电缆，亲自给加夜班的工作人员送饼干，并帮助项目于1989年3月26日按时完工。

在“中国尊”，王伍仁同样创出了许多在同行看来不可思议的“奇迹”。比如，在他接手中信和业后发现，中国尊的设计与光华路平行，但光华路和长安街却是不平行的。换句话说，从长安街上看，中国尊有可能是歪的。“北京的最高楼居然不和长安街平行……这可是帝都啊……”为此他提出，希望能把楼的方向进行调整，并且在中信集团领导几次推动下把这个就连国土局领导都认为不可能的大胆想法变为了现实。



此外，他还把“中国尊”的地连墙做到了CBD核心区的地下管廊下面。其结果就是，政府省了在地下打一排桩的费用，而“中国尊”，虽然要交付相关面积的地价，但却增加了7500平方米的地下空间。在王伍仁看来，这就是一个“没有侵占别人的利益、别人获利我们也获利”的双赢。

王伍仁在“中国尊”建筑上的贡献远不止停留在规划上。他在考察智能钢结构顶升平台的工作时用一个“土办法”解决了平台上升时必须的M46对拉螺栓的循环使用难题，节省了上千万的费用；他策划并亲自推动在施工过程中使用可以跟着施工进度向上伸展的永久型跃层电梯部分取代施工电梯的概念，把施工人员的运输速度提高了4倍，运力提高了7-12倍，这在全球超高层建筑史上是第一次。他甚至连大厦玻璃幕墙采用什么玻璃也亲自“干涉”。而这一“干涉”过程长达十多个月。

最初招标的时候，供应商制作了12块样板。但就在这时，他听说还有一个供应商的产品效果更好，在品质和技术上追求极致的王伍仁，绝不允许任何一项先进的技术和高品质的产品与中国尊“擦肩而过”,于是他要求新供应商也作了3块样板，参与竞争。结果，经各方专家论证，这款名为“超白玻双中空夹胶单元板幕墙”的性能最好，但成本也将由此增加3000万。为此，王伍仁找来清华大学的专家算了一笔账，得出的结论是：电价不涨的话，20年就可以收回投资。“这样的事情，利润先导型的开发商是不愿意做的。”

说到兴起，王伍仁站了起来指着办公室窗外尚未完工的中国尊说：“你在中国哪里看得到这样的幕墙。旁边很多建筑你都可以看穿里面的，我们的大厦是看不穿的。”说这话的时候，他虽然没有提高声调，但里面饱含的激情却可以直接地感受到。

“只要有问题，挡住工程的，就都是我的事。”在很多人眼中，王伍仁的身份不仅是业主，还是专门解决问题的专家。以至于后来，人们都喜欢把问题跟“老王”说。在谈及2004年第一次与王伍仁的见面时，罗能钧说，当时还在同济大学做博士的他颇为“这样一个粗犷的行业里居然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存在”而感到惊讶。

超级节奏

2009年2月9日元宵节，中央电视台新台址195米的配楼发生火灾，造成了一名消防队员牺牲，损失超过1亿元。这是一场由各种意外造成的灾难，而在这其中，临时消防系统和永久消防系统之间进行切换时造成的消防手段的缺失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原因。

让王伍仁永生难忘的，则是2007年8月14日下午的一场大火。那天，正在施工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两百多米的位置发生了火灾。30分钟后，火灭了。勘察了现场的工作人员向王伍仁报告说，火扑灭了，水箱空了。王伍仁长出了一口气：“天助我也。”



这里所说的水箱是一个个容积11立方米的金属水箱，两个一组、每20层一组被设置在环球金融中心。就是这些水箱中的水，扑灭了这场消防队也无能为力的大火。

虽然说是“天助我也”，但真正避免了这场火灾蔓延的恰恰就是王伍仁自己。2004年，在为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确定临时消防设施的时候，施工单位内部争议非常大。一方建议采用5立方的水箱，另一方则认为，着火的时候没人能救，应该尽可能把消防能力扩大。而王伍仁则当场决定，采用11立方米的水箱。“如果这样，再着火救不了，那就是天意了”。

尽人事者，往往会被好运垂青。

有人认为，这些水箱会多花掉1800万左右的费用，而王伍仁则说：“钱不是你们考虑的。保住大楼安全是最重要的”。因为他知道，着火必然会导致工程延期。而1800万，也就是20多天的工期。“安全事故，杜绝是吹牛。只能减少，减少。”

建筑的气质，取决于它是否对自己充满安全感，而安全感则来源于建造者的经验与自信。

“聪明人是不犯同类错误的人。”在中国尊项目开始时，王伍仁就考虑把临时消防和永久消防结合在一起。这个想法遭到了各个方面的反对，但王伍仁在设计招标的过程中一次次坚持提出这个建议，直到消防招标时，5家消防分包中的4家说可以做到，王伍仁的坚持取得了成功。“我们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的创新，而是真的解决。惨痛的教训就在那里摆着。这是搞技术人员的职业基本素质。”



王伍仁还是著名的“进度王”，他也毫不掩饰对“中国尊”进度的满意：“到今天为止，CBD核心区这17块地，（中国尊）第一个打桩，第一个挖土，第一个出正负零，第一个挂幕墙 ，临时消防改永久消防，创世界首例，全球首部超500米跃层电梯用于施工，这都是5年前系统策划的结果。至今仍然有效。”

“我们现在的速度是国内建成的同类超高层建筑的1.4倍。”王伍仁说。而这样的进度，得益于两方面：一是缩短开发周期，由业主方推动策划推进报批，压缩自己的周期，而不是去压缩施工工期，一是采用令人耳目一新的工程进度奖励手段。

这也是王伍仁的创新。“很多业主千方百计挤压承包商的利润。通过我对EPC的研究发现，这是落后、不健康的理念。真正可压的是时间成本。”他算了一笔非常简单的账：通过“分段报批、并行推进”的创新突破和流程再造，压缩开发周期，中国尊预计投入使用的时间比计划提前了31个月的时间。把7个月的时间留给承包商、让他们慢工出细活之后，还剩下的24个月仅资金时间成本就节省了20亿。而通常，超高层建筑的建设过程会被拖延1到2年。

与此同时，王伍仁向中信集团领导建议从节省下来的20亿里拿出一大笔钱作为工期节点奖鼓励施工单位按进度完成。在他看来，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不可抗力（阅兵、“两会”、雾霾）一年造成的工程延期至少20天到一个月，一个需要数年建设的大工程拖延5个月的工期太容易了。“5个月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概念？少则6个亿。很多人不相信中国尊能按计划进行。那么我非常愉快地告诉你，到今天为止，我们真的完全按计划（进行）。”



这一建议得到了中信集团领导的一致支持。“这可能也是中国式的优势之一。资本家是不会这么干的。”这是王伍仁离开了天津高银金融117项目的另一个原因。虽然他在117项目扮演的角色是业主方，但在他看来，以利润为先导，是无法搞出一个传世佳作的。

从492米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到597米的高银金融117大厦，再到528米的“中国尊”，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在超高层建设领域既做过总包、又作过业主的人，王伍仁人生中的十多年都被用来给大都市描绘新的天际线。而他也始终不会忘记，当初在和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商谈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项目时的一个插曲：森稔先生提出，如果中建联合体承包这个项目，我们要求由王伍仁先生担任项目负责人。而时任中建集团董事长的孙文杰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事后王伍仁问孙文杰，为何不征求自己的意见，而孙文杰是这样说的：“作为一家公司，一百年只能遇到一两次做超高层的机会。但对于搞建筑的工程师来说，一百年也不一定能遇到一次。既然业主看中你了，你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去做。”

超级建造

中建三局同样也是一个超高层建设专业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中央电视台新台址，武汉绿地，深圳平安，沈阳宝能……在中建三局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项目中，300米以上的建筑超过了40座。但“中国尊”依然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项目。

这座以古代礼器“樽”为灵感的建筑，像一个承载着上天恩泽的巨人，身体在历史深处追逐文明宝藏，双手却在挑战未来的无尽想象。

最直观的一个挑战就是“零场地”施工。据许立山介绍，这个项目的用地红线和建筑边线之间的最小距离只有十厘米，这令地下部分施工时非常痛苦。因此，几乎所有的加工都在场外。



以中国尊的那个深度38米、局部达到40米的基坑为例。这一中国未见、全球罕见的超深民用建筑基坑创下了中国超高层建筑基坑深度之最。而为了完成厚度最高达6.5米的底板的浇筑，中建三局组织了200台混凝土罐车、2000余名建设者进行了九十多个小时的不间断浇筑，将总体积56000立方米的混凝土一次性浇筑完成。

这一切的顺利进行，全部依赖于三局强大的管理体系，它是一切工程成败的秘匙。

场外物流的管理同样重要，有限的场地决定了材料的进场必须提前进行计划部署。在底板浇筑过程中，为保证运输效率，项目部给混凝土供应商制订了一条运输路线和一条备用路线，同时设立了7个距离工地半径不足一公里的“压车区”，一方面缓解作业面车辆积压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因堵车造成混凝土不能及时运抵的问题。

这些巧思只是中国尊建造过程中的沧海一粟。

项目部会通过二维码信息追踪各个工厂和物流的动态。在这个过程中，BIM系统也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钢结构、幕墙、机电的一小部分直接用BIM去生成加工图后，便可直接下料，这就是数字化建造。”许立山介绍道。

在各种难题和解决方案之间，中国尊以平均4天一层的进度向北京从未被人触碰的天空飞升。

在1月10日晚上的第一次顶升中，一位工长通过讲机喊了停，他们发现顶升平台发生了剐蹭需要处理。总指挥贺晓飞当即决定暂停。

在随后的一个小时中，不时有工长和工人走进中控室取暖。外面的温度非常低，大约在零下七八度，而七级左右的风力则让站在顶升平台上的人寒冷难当。有的人脚已经被冻得麻木，有人在炫耀自己的充电加热鞋，比较着没电那只和有电那只的不一样之处。

1月11日早上3点57分，顶升终于顺利结束，贺晓飞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下支撑架全部落位，钢平台第九十次顶升完成”。

外面的工长和工人们开始进行收尾撤离，而孙晓亮则留在中控室里，将油缸的平整度调整到允许的5毫米范围内。10分钟后，中控室的灯灭了，只有操作平台上方的显示屏还在不断显示着相关的各种数据。

此时，值夜班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平台下方的夹层中工作了，跃层电梯也停止了运行。

孙晓亮乘上施工电梯直接下到了B1，走出工地，在路边已经出摊的早点摊上买了点吃的，向宿舍走去。

在他身后，升高了5.6米的中国尊正等待着初升的太阳。